大朝会,后三天。
孙叔通夺爵,夺职,腰斩弃市,夷其三族,天下儒生噤若寒蝉,安宁得就像无事发生。
身为始作俑者的李恪私下把这种现象唤作帝制独裁的体制恶臭。
孙叔通无辜吗
在这件事上,谁都明白他没有谋逆的心思,始皇帝在位时不会有,便是真如他所愿,儒家把扶苏捧上帝位,也不会有。
但为什么李恪才影『射』出声,朝中百官就急急表态,唯恐慢在别人后头呢
因为挑战王权这种事情,『操』弄者的心思从来都是次要的。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种事情只要做,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在孙叔通这种无权无实,只空有名望的人来说,他的代价就是血脉尽断,三族皆夷。
四百八十二条『性』命,始皇帝对全天下意欲挑战王权的人,作出了最强烈的回应。
立储朝辩让世人重新认识了两个人物。
扶苏,至善,迂腐,优柔寡断,有圣主之姿,却无明君之才。
李恪,果决,鬼谋,通晓利害,善控人心,其能无愧于当世顶尖的名望,擅机关,擅军谋,擅学术,如今看来,就连政治,他也半分不逊旁人。
惜哉,天生有墨氏
人们不由惋惜起立储朝辩的结局。
纵观全场,儒家先手落子,气势汹汹,即便最后立储不成,也将拢聚极大的声望。
而李恪审时度势,自投险地,最终在几近绝境之中反败为胜,不仅把儒家的算计打得粉碎,还险些把始皇帝对扶苏的宠信拯救回来。
奈何
贤有奇谋,主却不用。
扶苏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任『性』犯了始皇帝的忌讳,也令李恪的算计功亏一篑。
这场大争,儒墨两家只能说两败俱伤。
只有李恪不这么认为。
历史上扶苏也没有成为二世,虽然史书说赵李矫召,葬送秦运,但越是在秦廷生活得久,李恪对这种说法就越是怀疑。
扶苏至善,法家至强。
从政治论,扶苏登基后,法家并不会失去在秦的领袖地位,毕竟历史上可没有李恪,一盘散沙的墨家根本就没有资格对法家发出挑战。
从个人论,李斯从政确实是死板些,与扶苏的政治理念也不相合,扶苏登基,他会失去丞相的位置,而新的丞相必定是蒙氏二贤中的一位。
但他却不会因此失势,因为官员的话语权从来都不在官职本位,而在于背后的支撑。
李斯是韩非法系当之无愧的领袖,只要韩非法系的地位不倒,他无论身在何位,依旧不容挑衅,依旧是大秦朝堂的第一重臣。
就如同李恪,哪怕秩级仅八百石,爵仅五大夫,却不会有人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中层官吏来看,因为他的话,是墨家的意志
李斯没有理由陪着赵高铤而走险,甚至连赵高也没有豁出命去力保胡亥登位的理由。
历史上的扶苏必定是失宠的,李恪在不咸山上把扶苏定为墨家的合伙人的时候,就没考虑过这位皇长子能多讨始皇帝喜欢,历史拐回原来的车辙,对墨家而言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
检讨得失,李恪觉得自己其实赚了。
他首先赢了威势。
经营官场全赖威,这一趟踩着孙叔一家的尸体上位,李恪在秦廷的风头一时无两。
这三天,他留宿的官舍访客不绝,连原定的向始皇帝汇报要人的大事都只能一拖再拖。
这些人多是本场与儒家同败的六国旧臣,李恪身上又有六国遗贵的特殊属『性』,这遭经历并未让双方成为敌人,正相反,他们更亲近了。
其次,朝辩调和了墨家与法家的关系。
李恪以非法入秦,从为官始,和法家,尤其是韩非一系的关系便一直处在紧张状态。
得益于儒家的大动作,法墨两家阴差阳错有了合作,双方关系由此缓和,大利于李恪接下来的计划。
至于说彻底得罪儒家
非儒嘛,这是身为墨者的本份。
迎来送往整整三日,李恪估『摸』着,该登门的人都来得差不多了,这才整肃衣容,往章台谒见始皇。
这场奏对的内容主要是对直道的安排。
李恪计划明年岁首启动工程,所以发徭,调兵都得在这一个多月内完成。
登李恪对人手的需求,这个期限对秦廷的行政效率而言宽裕得很,始皇帝当场便应下了。
然后是人手的安排。
直道工程将分作三部七组同时施工,四个道路标段和总指共为一部,主章令憨夫,总指主营令张迁,舟桥一部,主章令儒,另设大河专办一部,主章令何玦,主持跨河大桥修建。
李恪希望,总章、总营秩六百石,工程结束后去留自便。
始皇帝知道李恪是不希望墨家精英全数事秦,最终导致他自己无人可用,所以只犹豫了片刻,也答应了。
而在总指挥部的构架上,李恪完全跳出了秦时盛行的一令定决制。
项目总指以李恪为祭酒,总领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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