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不知唐代文人嗜酒特甚，有关诗文也特别多，因此唐代的“酒文化”是别具一格的。

就中唐初的王绩，算得是一个先锋。

王绩长期弃官在乡，纵酒自适，他所作待文多以嗜酒为题材，其中有一篇《醉乡记》，将历来的嗜酒文人称作酒仙，以为榜样。文中道:“……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嗟乎，醉乡氏之俗，岂古华召氏之国乎?何其淳寂也!如是予得游焉。”

大凡把酷好饮酒且替饮酒的人称之为“酒仙”。

自从有了“酒仙”的美称之后，酒仙便层出不穷。

唐代中期就有“酒八仙”之说，称嗜酒的贺知章、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为“酒仙”。

八仙中嗜酒最着名的当然是李白。

李白爱酒，他的酒诗也相当多，其中有许多名篇，《月下独酌》就是佳作之一，还有那一曲千古绝唱《将进酒》。

虽说从某种程度是宣扬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实际上也是诗人心灵深处回荡着的一曲痛苦悲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把自己的愁闷痛楚，恨不得都消释在酒中，没有酒就不会有他的佳作，也就不会有他的生活。

他的《把酒问月》诗，表达的正是一种寄情于酒的愿望:“所愿当歌对清酒，月光长照金樽里。”

还有那首《客中行》，也表达了诗人同样的心境。

传说李白最终因酒而死，那是在他大醉之后，下到采石矶大江中捉月，结果被江水吞没了生命。

赞佩“酒八仙”的杜甫也是一个不逊色的酒客。

杜甫流传至今的酒诗，比起李白的甚至要多出一倍，大约有三百首之数。

如《水槛遣兴》诗:“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又如《绝句漫兴》诗:“莫思身外无穷事，日尽生前有限杯。”

其间所表达的意境，与李白颇有相通之处。

比起李白与杜甫，自居易显然晚了一辈。

但他的嗜酒却丝毫不亚李、杜二人。

自居易自称为“醉尹”。他有一篇《酒功赞》;极言饮酒之乐趣自以为步“竹林七贤”之一刘伶《酒德颂》之后。

他写道:“由于唐代文人的嗜酒成风，他们的品评自然为美酒带来一些雅号，成为天下麦鞠之英，米泉之精，作和为酒，孕和产灵。”

“孕和者何，浊酒一樽，霜天雪夜，变寒为温。产灵者何，”从唐代诗文中看出，唐酒多以“春”为名，如李白诗“瓮中百斛金陵春”;杜甫诗“闻道云安鞠米春”;韩愈诗“且可劝买抛青春”;《国史补注》中的“荣阳土窑春”、“富平石冻春”、“剑南烧春”;郑谷诗“千缺石冻春。”

刘梦得诗“鸥鹅杯中若下春”;及《清异录》所云“含春王酒”等。

唐代文人饮酒，极重花前月下之酌，李白的《月下独酌》即其一例。

这实际上是诗人孤独寂寞境遇的写照，不仅在“月下”，而且为“独酌”，沉闷的心绪因酒而消散，随月而飘去。

当然，也难免会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时候，那就很难得到解脱了。

大约从唐代开始，单纯狂欢的酒徒似乎没有过去那么多了，特别是文人们越来越注重领略酒中趣，不再是一味作乐，饮酒被看成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

经过唐宋以后文人的总结积累，与“茶道”并行的“酒道”也趋于成熟，这就是所谓“六饮”之说，六饮对饮酒的酒人、地点、季候、情趣、禁忌、娱乐等方面进行具体探讨，这些行为还逐渐成为士大夫们的行为准则。

中国以“茶文化”着名，中国还有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唐代文人更是把“酒文化”延出一门“酒文学”，这是一门独特的文学，有其超见脱俗的一面。

这是一门我们所独有的与众不同的文学，十分了不起。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过去!

而且不同阶层的饮食风尚唐朝时期饮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这种等级层次差别突出表现在高门化族与平民百姓的差异。

先秦以来，食肉者为贵族，食素者为平民，因而这两者成了两大不同阶级的身份代称?

地主阶级的饮食风尚唐朝地主阶级，包括皇室、贵族富豪、士人等，他们以追求异味奇珍为乐事，崇尚口腹之欲，山珍海味，无不厌饱;甚者奇嗜恶癖，令人作呕。

当然，也有少数地主阶级有知之士居安思危，提倡节俭，而能轻财贵义、乐善好施。

饮食奢靡，是唐时期地主阶级的普遍现象。

《汉书?食货志》载:“成帝时，天下亡兵革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移，不以蓄聚为意。”

当时奢移已成为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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