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海纳百川I，有容乃大，”正是由于唐朝这种善于包容吸收，执行一套开放的民族政策，频繁的开展中外和胡汉交流，才生产了博大精深的唐文化。

像是唐太宗李世民有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化，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所以当时胡汉交流是十分密切和频繁的，唐代的社会风尚中于是习惯了兼容。

当时丝绸古道畅通无阻，许多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东西传入中原受到唐人的喜爱，并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如胡乐，胡舞，人们酷爱胡舞.自居易曾惊叹“禄山胡旋迷君眼”，“贵妃胡旋惑君心”，人们爱食胡饼，“胡姬当垆”，“胡姬劝酒”，“胡人识宝”都是唐代极具时代特色的民俗文化景观，这种兼容的社会风尚反映到服饰中，必然会产生另一种唐朝独特的服饰现象，即胡装的盛行。

胡装的基本装束是头戴貂帽，穿窄袖紧身衣，脚穿靴子，这种装束在唐代尤其是盛唐是一种时尚。

《新唐书-车服志》记载:“中宗后有衣男子靴如奚，契丹之服”，还在其他材料如“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

也就是天宝初时，士庶好为胡服貂帽，妇人则步摇钗，窄小襟袖，识者窃叹。

都有对这种装束的描写，可见胡装在唐代的盛行。

此外唐代女子的化妆术也受胡风浸染也很深，当时流行椎髻，腮不施朱，用乌膏住唇(当时)，自居易作《新乐府-时世妆》指出:“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元稹《法曲》诗中有:“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城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这可以说明开元，天宝以来胡服，胡妆盛行于当时的情形。

当时不少礼法之家曾予以抵制，如西平王李晟家，便严禁时世梳妆，但市井流俗的风气，毕竟是难以阻挡的。

如晚唐陆龟蒙《古态》诗便以女子口吻说道“古态日渐薄，新妆心更芬。”

这就说明这种风气的绵延之久，也说明兼容这种社会风尚早已植根于人民的心中，喜欢胡服，胡妆不过是这种风尚的反映

以上浅谈了尚美，开放，兼容这三种唐代典型的社会风尚在唐代妇女服饰中的反映，服饰文化在整个文化帝国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又是和人们的生活密切关联的，“衣，食，住，行”，衣排在首位，说明人们对它的关注和需要，在中国服饰发展的漫长的几千年中，从远古的“茹毛饮血，衣禽兽之皮”发展到现代美丽的时装，当服饰不仅仅是一种遮羞驱寒的工具时，它必然与当时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审美情趣和个性风尚相联系，而归根到底，服饰的样式变化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为人的审美情趣和社会风尚都是受到生产力发展状况制约的。

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们的审美情趣才会提高，整个社会才会形成良好的风尚，而反映高度发达生产力，高标准审美情趣，健康开放兼容的社会风尚的服饰必然是多姿多彩的，美不胜收的.服饰可以再现历史的真实和具体，可以说是款款服饰浓缩了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服饰如“唐装”就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象征与寄托。

例如《易系辞下》有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愿“衣冠之乡”的中国的今日服饰也能如唐代服饰一样受到健康开放的社会风尚的引导，在世界服饰文化中不失落中国民族特色，多姿多彩，穿出一个民族的气质与精神。

的确，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源流，若从古典中寻找，总会将其归结于三皇五帝。

如战国人所撰《吕览》记述，黄帝时“胡曹作衣”，或说:“伯余、黄帝制衣裳。”

这个时代，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对照，应该是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内出土的实物有纺轮、骨针、纲坠等，又出土有纺织物的残片。

我国中原甘肃出土的彩陶上的陶绘，已将上衣下裳相连的形制生动而又形象地描绘出来了。

周代是中国冠服制度逐渐完善的时期。

这时候，有关服饰的文字记载十分多见。

青铜器铭文中，有关服饰的记载和“虎冕练里”(毛公鼎)、“女裘宝殿”(周、伯蔡文簋)等。

随着等级制的产生，上下尊卑的区分，各种礼仪也应运而生。

反映在服饰上，有祭礼服、朝会服、从戎服、吊丧服、婚礼服。

这些服饰适应了天子与庶民，甚至被沿用于商周以来的二千年封建社会之中。

服饰有两大功能:一是区别身份地位;二是表示所处的场合。

古代政府对全天下的人，都有规定的服色，从祭服、朝服、公服至常服，都有详细规定，因穿制服的人，多属上层阶级，是人们企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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