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士为知己者死”的知己至情在《连城》中体现的淋淋尽致。

《连城》中乔生与连城产生了共鸣，为了给连城治病将自己的心头肉给连城医治，然终不得连城，连城也郁郁而亡，乔竟然伤心而绝，魂随连城而去。

最终感动阴司完成了婚姻，这种为情而死，为知己而死的精神，已经超出一般意义的爱情。

《连城》是一曲“知己”之恋的赞歌。

再次是“勇”，孟子说过“威武不能屈”《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书生面对强权不屈服、豪放自纵，表现出狂的一面。

出现的篇目主要是《席方平》、《吴令》、《狂生》、《鸮鸟》、《向果》。

这几篇虽然篇幅短小，情节简单，作者仅仅通过个性化的人物语言或者几件小事，便能将狂生笑傲权贵的豪放之气和嫉恶如仇的一腔嫉世豪气表现的淋淋尽致。

狂生藐视权贵不仅赞扬了狂生的不屈服权贵，而且讽刺了官场社会的黑暗。

三是在书中的精神世界里，同样也有不知进取，沉迷女色的道德沦丧。

那些坚守着儒家传统精神的书生值得我们去赞扬，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然而并非所有的《聊斋》书生都坚守着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完美，遵循着自己精神世界的纯洁。

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也有一些道德的沦丧的书生值得我们去批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一，渴望得到情欲的满足，生活糜烂，沉迷女色。

第二，沉迷功名利禄，贪图享乐，不学无术。

第三，得志忘形，忘恩负义，残忍无道。

如风流成性，贪图女色的代表作《韦公子》，书中的韦公子是个进士，但是这个人风流成性，道德败坏，生性-爱-嫖-娼，连自己的女儿和儿子都不放过。

《嘉平公子》中的嘉平公子就是不学无术的代表，不仅不解吟诗作赋，而且错字连篇。

以《丑狐》中穆生为代表的形象表现出了读书人贪图金钱美色、见异思迁、不思进取的思想。

说到这，当然也要给大家说一下蒲松龄先生与书生形象的联系。

如果大家读过《聊斋》的话，就可以在书中形形色色的书生中，看到蒲松龄先生的自我形象，真的是可以随处可见。

因为这些书生都是少年得志，可中年仕途坎坷，老年穷困潦倒，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再去翻看翻看，这正是蒲松龄老先生和他笔下书生的共同特点。

书中的书生对科举情结的狂热追也和对待知己情结的渴望，这都是作者在那个时候真实的内心写照。

蒲松龄先生的话，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蒲松龄的一生是平淡而寻常的，有着一个封建社会落魄分子的鲜明个性和这种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特点。

1658年，19岁的蒲松龄“初应童子试，既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且“大为文宗师施禺山先生所称赞”20岁时，蒲松龄与同乡好友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成了“郢中社”。

此时的蒲松龄可谓少年得意，对未来满怀信心。

30岁之前的蒲松龄整体心态是积极向上的，对前途踌躇满志。

虽然这个时期还没有开始创作《聊斋志异》，但是在作品中还是有所体现的。

如《素秋》中的恂生，《青娥》中的霍恒，《司文郎》中的王生，《婴宁》中的王子服等等都是少年得志，极有才气。

这段时期作者与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的文字之交对彼此间思想、性格、学识也产生了影响。

如书中的书生经常结社论诗，互相唱和，正是作者与朋友间快乐时光的体现。

可是与前半生得积极向上相比，后半生比较悲苦压抑。

在1670——1671年之间，蒲松龄在孙惠府上做幕僚，这时的蒲松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由于少年得志，而这个时期考试屡战屡败，作者心中不时发出孤愤之音。

1672年面对生活境遇的每况愈下，蒲松龄开始了在毕际有家几十年的坐馆生涯。

而在坐馆期间，蒲松龄又参加了5次乡试，然而终不得举。

于是残酷的现实使他的愤懑之情终究喷发而出，《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多以落第秀才身份出现的，这是作者在科举道路上遇到的辛酸苦辣的流露。

《聊斋志异》中《叶生》《于去恶》《司文郎》这几篇中的主人公都是刻苦学习，渴望蟾宫折桂，这也是这个时期蒲松龄自己真实的写照。

1710年，71岁的蒲松龄在为科举奔波一生之后，才得了一个贡生的功名，在屡次科举不中的压抑下，孤寂苦闷的蒲松龄在现实中找不到归属和寄托，只有在自己的作品中寻找知己，如《连城》中的乔生和连城的知己爱情故事，《娇娜》中孔生雪笠和娇娜的精神恋爱，正是作者渴望能有知己之人的表露。

蒲松龄一生落魄，与文作伴，是典型的封建失意知识分子，因此他对下层书生的社会处境和人生遭遇有着深刻的体会，蒲松龄的人生境遇成功的塑造了《聊斋》中的书生形象，这些书生形象也凝结着蒲松龄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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