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尚分不清“物—我”，无法从鬼怪精灵的世界中抽离出自身，人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

人与自然、他者是一种“物我同一”的混沌状态。

其次是阶级出现之后，因为随着人类的进步、思维的成熟，人类有了相对独立的自我意识，才把鬼怪精灵划出了人的自我世界，给予其一个异于自我的存在空间。

此后，阶级社会产生了。

并且阶级的出现对于“鬼怪”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阶级”的出现推动了鬼怪观念的进一步深入人心。

人们不再仅限于恐惧“鬼怪”的狞厉威严，而是以己度物，对“鬼怪”进行了类人化的认识、类社会化的划分。

于是鬼怪也有三六九等、善恶好坏之分。

正所谓“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

鬼怪也有类别，也有上下职能之分，以至于最终把“善鬼”另列一类，称之为“神”，主掌其余“恶鬼”。

怪（此时主要是动植物怪，这与人们生活的环境有直接关系，因为当时人类还处于一种原始的农业生活状态），尤其是蛇、鸟，被改造变形，摇身一变成了龙、凤，象征着吉祥、福瑞，代言着阶级统治者的通神和至高无上的权威。

至此，鬼怪被附加了浓重的社会属性，成了善的代言，表征出一种“善的美”。

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所遭受的苦难、贫穷的原因所在不了解，误认为是鬼神精怪在主宰人间的贫穷和祸富，另一方面也是统治阶级极力宣扬“君权神授”以迷惑误导人们的结果。

这也就是，人创造了鬼怪，却又受制于鬼怪。

但是，鬼怪毕竟不再是远离人间的异物，而更似人间幻化之境的生灵，这给后来众多鬼怪故事的出现提供了一种获取现实素材的极大可能性。

最后是尚巫之风的盛行与佛教传入之后。

中国鬼怪观念的兴盛，鬼怪小说兴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除了华夏族自古尚巫之外，就在于印度佛教文化的渗入、传播。

鲁迅就曾提到过这一点，“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这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然而；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

可以说，佛教的适时传入，恰好延续了华夏文明早期尚巫的传统，为鬼怪灵异的再一次兴盛提供了思想的温床。

佛教中对现世的厌倦抛弃、对生死轮回的论说、对地狱的形象描绘、对牛鬼蛇神存在的推崇都成了秦汉魏晋以来鬼神灵怪观念流行开来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它在吸纳了印度小乘佛教的鬼神思想之后巧妙地整合于其传统的巫风文化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鬼神观念——恐怖、说教成份愈淡，伦理、亲和性愈强。

此外，人类思维的成熟也使得人们对于自身的产生、死亡有了一定程度的科学认识，并由此而更乐于语鬼述异、启人心智。

荀子、王充等贤者圣人们便认为“鬼怪”仅是人们错觉所生，并非真实存在。

于是人们对于“鬼怪”的观念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不再一味地害怕、信仰鬼怪，也不再把祭鬼、崇鬼作为生活的重心内容，人自我意识开始独立并增强，从而开始了对作为异类存在的“鬼怪”的反思与重新认识。

鬼怪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变化的过程直接影响着鬼怪故事的形成与发展变化。

当然，在许多人看来，可将鬼怪故事的形成与发展变化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比如鬼怪小说的日常生活化时期——鬼怪故事。

在这一时期中，鬼怪是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物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鬼怪故事在此时并没有以文字的形式、文学化的叙述方式出现，人们对于鬼怪虔诚地信仰。

鬼怪伴随着祖先们神圣性或神秘性的事迹被人们世代口头相承或是依附于日常的生活戒律、祭祀仪式的禁忌中。

人们借有关鬼怪的器皿、装饰、戒律、祭祀、祖先事迹故事（口头流传）等诉说着对“我缘何而生？我生之使命！我生之戒律！”的感受与理解。

在原始人眼中，日、月、山、川、树木、动物本身都有灵性，都与人一样的有情感、生命，甚至人自己所制造出的器物房屋、家具、武器等也都有其神秘性。

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客观存在之物都有其神秘的来历、神秘的用途和神秘的强力（或善或恶）。

这一信仰在当今的一些少数民族中仍能见到：他们的民族语汇中仍保留着大量诸如山鬼、树鬼、水鬼、磨房鬼、灶鬼等的名称。

正如G·H·Jones所指出的，在他们的想象性的意识中：“鬼神布满了整个天空和每寸土地，它们在道路边、树林中、岩石上、山里、山谷里、河溪里窥伺着人。

它们日夜不倦地跟踪着人??它们总是围绕着他，在他的身前身后乱舞，在他的头顶上飞，从地底下向他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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