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到了《明成化说唱词话》中的《仁宗认母传》、《百家公案》第七十四和七十五回、《龙图公案》中的“桑林镇”里才把这个故事与包公断案联系在一起，这样包公断的已不仅是民间的案件，而是皇帝宫廷里争夺继承权的大案了。

包公介入了朝廷内部的忠奸斗争，包公已成为皇家的包公，这是包公形象的重大转变。

4、过去《百家公案》不易见到，论述包公系统故事多只举《龙图公案》。

实际上，两书相比，《百家公案》更有价值。

这不但因为它刊刻年代更早，而且因为《百家公案》中有陈世美抛弃妻子秦氏的故事。

还有狄青、杨文广与包公互相支持的故事，后来《万花楼杨包狄演义》就以此而敷衍成书。

另外还有弹子和尚的故事，与《平妖传》相似;此外包公的衙役里出现了张龙、赵虎，显然对《三侠五义》产生了影响。

这些都为研究包公故事流变和古代小说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至于《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的话。

怎么说呢，在道光年间着名说唱艺人石玉昆是演说包公故事的专家。

当时有人把他说唱的《龙图公案》记录下来，题作《龙图耳录》，一百甘回，存谢蓝斋抄本，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傅惜华、汪原放校点本。

石玉昆本来是连说带唱的，《龙图耳录》只存讲说部分，没有唱词，这样就把它改成纯粹的散文话本了。

后来，又有人把它改编成《三侠五义》。

清同治十年(1871)前，问竹主人第一次加以修订，成为一百二十回本的《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

到了光绪元年(1875)，入迷道人，即文琳，又把问竹主人修订的稿子作了第二次加工。

光绪五年(1879)出了活字印本。

光绪十五年(1889)俞樾改写了第一回，把书名改为《七侠五义》，重加刊印，成为民间最流行的本子。

《三侠五义》前面二十七回左右，主要写包公故事，后面七十多回，主要写侠义故事。

写包公故事部分，包括包公出身、断乌盆案、断仁宗生母李妃案，它集中了元代以来戏曲、小说中包公故事的精华，并把它定型化，此后，小说戏曲中的包公故事就没有多少发展了。

《三侠五义》里包公是沿着忠奸斗争的轨道发展的，包公忠臣的形象更加突出。

这表现在:(1)包公断李妃案演变得更完整，加入了刘后、郭槐勾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陈琳、寇珠、余忠为了救护太子，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寇珠撞阶而死，余忠冒名顶替代李妃而死，表现了他们对皇帝的赤胆忠心。

另一方面，刘后、郭槐等人耍尽阴谋诡计，狸猫换太子，逼死寇珠，甚至要害死李妃，表现了奸诈毒辣的性格，成了典型的奸臣。

李妃流落桑林镇，路遇包公，包公为这桩皇家冤案的审理立了大功，他对皇帝的忠心得到突出的表现。

同时需要说明，《三侠五义》里的包公为民间百姓伸冤报仇的事少了，斗争的对象也不仅是“权豪势要”，而是有“造反”迹象的奸臣。

例如，包公与马朝贤(太监)叔侄的斗争、与襄阳王的斗争都是因为这些人“常怀不轨之心”，“反迹甚明”，包公是为巩固皇权而斗争，与包公对立的，不仅仅是统治阶级中为非作歹的特权人物，而是一个以篡夺皇位为政治目的的叛乱集团。

因此，《三侠五义》里的包公虽然依靠智慧和实地调查，侦破了一些民间刑事案件如“墨斗杀人案”等。

但是，与变阳王等武装叛乱集团的斗争仅仅靠智慧和“微服察访”是无法解决的，包公、颜查散要依靠一批侠客，靠他们的高超武艺和飞檐走壁的本领，才能搜集罪证，揭露阴谋，平定叛乱。

这突出了包公和全书的忠君思想，使包公的忠臣色彩大大加强。

因为包公是反对图谋叛乱的忠臣，是保卫皇权的擎天柱。

他率领的侠客，也被赋予忠臣义士的品格。

例如，包公向皇帝引荐“五鼠”时。把“钻天鼠”(卢方)改称为“盘桅鼠”，把“翻江鼠”(蒋平)改为“混江鼠”，“恐说出‘钻天’‘翻江’，有犯圣忌，故此改了，这也是怜才的一番苦心”。

这些侠客见了皇帝也是开口“罪民”，闭口“罪臣”。

他们以被封为“御猫”、作为皇帝的侍卫而感到无比光荣;他们以协助清官、铲除乱臣贼子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他们已不是民间“除暴安良”的义侠，而是朝廷的侦探和保镖了。

包公形象虽然也有写得比较生动的一面，但总的说来，是偶像化、模式化了。

但豪侠的形象却栩栩如生，有血有肉，这是《三侠五义》艺术上的最大成就，为中国小说史画廊增添了这一类型的人物形象，对后代武侠小说具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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