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两人果然都做了大官，苏味道还做了宰相，位极人臣。

于人未飞黄腾达之时，先下预言，裴先生可谓相面有术，看人很准，识人之道可谓出神入化。

对于初唐四杰，裴先生的话此后果然不幸言中：四杰之中的三个，真的没有好结局。

王勃早年历经人命案，二十几岁便溺水早逝；卢照邻一病十数载，最后投水自尽；骆宾王随徐敬业起事，兵败之后，生死不明。只有杨炯倒是真的做了县令，直至最后病死任上。

都说性格即命运。杨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看不惯某些官员趾高气扬、矫揉造作，故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麒麟楦”，“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

“朝官怎么像麒麟楦呢？”别人问他。

“他们就像戏里的麒麟，哪里是麒麟，只不过是一头驴子，刻画头角，修饰皮毛，看起来像麒麟，脱了马甲，还是一头驴子。”杨炯回答觉。

得这话不过瘾，又补了一句，“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身覆盖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他的这些言论被当朝者所记恨，也为他后来仕途的不如意埋下伏笔。

（三）

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身世比起来，杨炯的生活似乎要相对平静得多。就像一株兰花，暗香浮动，孤芳自赏。

杨炯与王勃同龄，也同样聪明，小小的年纪就考上了神童举。后来又考中进士。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年仅十岁的杨炯应弟子举及第，并于第二年进入弘文馆，成为当时声名大噪的神童，风头一时无两。

这样的成就，即便是翻阅有唐一代所有数得上名的诗人，也无人能出杨炯之右。

也许是超出常人太多的缘故，偌大的唐帝国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官职来对待这位神童；而对于当时年仅十一岁的杨炯来说，入朝为官也太过遥远。

于是，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起，到上元三年（676年）之间的十六年里，杨炯一直守着“予出身”的身份和待遇，在弘文馆赋闲了十六年。

在弘文馆待制十六年后，杨炯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在京应制举，补秘书省校书郎。据《新唐书·百官志》二载：秘书省有“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雠校典籍，刊正文章。”

心怀经国理想的杨炯，年近三十，才获得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对自己仕途上的这种蹇滞不畅，杨炯心里很郁勃不平，期间创作了《浑天赋》，以示自己的情志。

永隆二年（681年），经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永淳元年（682年），杨炯被擢为太子（李显）詹事司直，充弘文馆学士，掌太子东宫庶务。

为东宫太子服务期间，杨炯曾经呈献过一篇很有影响的《公卿以下冕服议》，也有过诸如《从军行》《战城南》《紫骝马》等慷慨激昂、风骨遒劲的诗歌作品，声名响于当世。

杨炯从秘书省里过了六七年郁沉岁月后，终于从九品末僚一跃而成为太子詹事司直，而且还充任声望甚隆的崇文馆学士，开始了仕途上的一大腾跃，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东宫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纠劾官僚及率府之兵。”詹事司直是太子的贴心官员，掌管东宫内务，职务颇为重要。

面对这样一次仕途飞跃，杨炯的内心是兴奋的。期间创作了《庭菊赋》等文以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

《庭菊赋》有言：“和其光，同其尘，应春光而早植。及夫秋星下照，金气上腾，风萧萧兮瑟瑟，霜刺刺兮棱棱。当此时也。弱其志，强其骨，独岁寒而晚登。”

“伊纤茎之菲薄，荷君子之恩遇。不羡池水之芙蓉，愿比瑶山之桂树。岁如何其岁已秋，丛菊芳兮庭之幽，君子至止，怅容与而淹留。岁如何其岁将逝，丛菊芳兮庭之际，君子至止，聊从容以卒岁。”

《庭菊赋》借高洁芬香之秋菊来颂扬中书令薛元超。

杨炯之于薛元超，可谓终生怀知遇之恩，此种感戴之情，便是其创作这篇赋的动力及感情流淌的源泉。杨炯竭力赞扬秋菊之内在品性，借以颂扬薛元超高尚的道德人品。

此赋虽然通篇均为赞美之辞，内容托物状人，藻饰可谓典雅华丽，且是应命之作，未突破官场应酬常套。

（四）

唐高宗调露、永隆年间（679—681），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唐礼部尚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

杨炯有感而发，作《从军行》，记载了这个历史。诗中表达了他因未能踏上疆场而心生的遗憾，还有渴慕功业的雄心壮志。笔力雄劲，感情豪放率直，可谓杨炯诗作中的上乘佳作。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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