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实际上是韩愈借学生之口在诉说自己的遭遇，埋怨朝廷不信任，有司不公平。

韩愈这篇自喻的牢骚文章，竟博得了当朝宰相的同情和赏识，于元和八年（813年）春提升韩愈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奉命修撰《顺宗实录》。

任命诏书还把韩愈的道德文章称赞说：“太学博士韩愈，学术精博，文力雄健，立词措意，有班（固）马（司马迁）之风，求之一时，甚不易得。加之性高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势力，自致命望。”

此时韩愈的文采声望不仅得到士林的称颂，也得到朝廷的首肯。掌修国史的修撰必须有登朝朝官担任，让韩愈担任修撰，就给他加上一个相当的职衔比部郎中。

元和九年（814年）十月，韩愈任考功郎中，仍任史馆修撰。同年十二月，任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晋升为中书舍人，此后获赐绯鱼袋。

对北方人来说，新年无芳华是正常的，但到过岭南的韩愈却觉得北方春来晚，直到二月才有草芽长出来，作者便借鉴岑参《白雪歌》之意，创作了七言绝句《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这首诗构思新颖，联想奇妙。首句写人们在漫漫寒冬中久盼春色的焦急心情。一个“都”字，透露出这种急切的心情。第二句中，“惊”字最宜玩味，它写出了人们在焦急的期待中终于见到“春色”萌芽而新奇、惊讶、欣喜的神情，十分传神。诗句表达了这样一种感情：虽然春色姗姗来迟，但毕竟就要来了。三、四句表面是说有雪无花，实际是说白雪比人更等不住，穿树飞花作春色。这实际是诗人期盼春天，在自然界还没有春色时幻化出的一片春色，富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不久，有人举报韩愈先前任江陵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留他住宿礼遇厚重。裴均之子裴锷是平庸浅陋之人，裴锷看望父亲时，韩愈在为裴锷送行的文章序中，仍称呼裴锷的字。这一说法在朝官中引起很大反响，韩愈因此被改授为太子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聘请韩愈任行军司马，赐紫服佩金鱼袋。

淮西战事，由来已久。

公元805年仲秋八月，宦官集团仇视“永贞革新”，逼迫唐顺宗李诵退位，拥立太子李纯继承大统。唐宪宗李纯具有一代雄主的素质，在位十余年间，东征西讨，平定多处叛乱势力，首鼠两端的藩镇纷纷望风归顺。大唐一度重拾了昔日荣耀，宪宗被称为唐朝的中兴之主。

宪宗即位之初，很多军阀并不把他放在眼中。元和元年（806年），西川将领刘辟自立为节度使，公然反叛。

宪宗面临的局面很烫手。成德、淄青节度使早就不听朝廷号令，平卢、宣武节度使也都不向朝廷纳贡，观望形势。还有最凶悍的淮西军如同钉子一般楔在中原。心怀异志的各股势力都在等着看朝廷的笑话。

宪宗决定先平西川。官军战力低下，到元和九年，才击败西川叛军。刘辟全家被押送到长安，宪宗下令不分老幼一律处决。

平定西川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不听话的别家军头。

同年，淮西军头吴少阳病死，其子吴元济接掌三州。依照惯例，吴元济向朝廷上表请求继任节度使。宪宗态度强硬，不给他这个名分。吴元济立即翻脸，发兵攻打临近州县，所过之处焚烧掳掠，百姓遭殃。宪宗命山南东道、宣武军等诸镇分兵讨伐吴元济。

宪宗的朝堂严重缺乏帅才。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根本不懂用兵，却被任命为淮西招抚使。宣武军节度使韩弘不服从朝廷很久了，他不过是看到西川刘辟死得惨，心中犯怵，才答应攻打淮西，实际上却分派兵力阻挠官军行动。

宪宗起初倚重的就是这些角色。这场征战几乎就是空耗粮饷。

当然也有例外，北路军中有两个将领表现抢眼。来自突厥部落的镇将、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以及河阳、怀、汝三州节度使乌重胤，这两人作战勇猛。尤其是李光颜，打起仗来身先士卒，极其勇悍。

从元和九年八月淮西之战开打，到元和十二年八月，整整三年内，各路官军或者逗留不进，或者连吃败仗。唯有李光颜和乌重胤这一路胜多败少，捷报频传。

吴元济与官军作战三年，已然十分狼狈。北方的李光颜威胁太大，都快打到他老巢了。余下几路官军虽然无能，也消耗了不少叛军的物资和战力。

郾城失守后，吴元济大惊，把蔡州城的精锐部队统统交给他的头号大将董重质，命董重质驻防地势险要的洄曲，抵御李光颜。

吴元济麾下不少将领感到前途渺茫，纷纷临阵倒戈，投靠了官军。吴元济也想求和，迫于部下的阻挠未能成行。西路官军主帅李愬，招降的叛军将领最多。吴元济却没有重视李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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