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苏联的态度一时间又成为左右中国高层决定最大的变数。

11月24日，九国公约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对中国而言，注定就是没有结果的会议。

“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这是列强们的法则。主导会议的英美两国早已达成共识，但凡有损两国利益和对日关系的提议一概不提。会议只是停留在口头谴责之上，最后草草通过了《九国公约会议报告书》，也仅仅强调九国公约和平原则的有效性、必要性和普遍适用性，要求中日停止敌对行动，采取和平程序。而对中国政府关于制裁日本的正义要求，却是不了了之。这个会议，不管对中国来讲，还对与会其他各国来讲，都只能说算是惨淡收场。英美列强，没有得到应有的体面，而作为会议讨论的焦点，日本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中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

弱国无外交，从来都如此。

在对日问题上，苏联与中国都有共同的利益，会上尽管有苏联支持中国，但是苏联却并没有话语权，无法对会议的结果产生丝毫影响。

九国公约会议结束后，南京政府再次把获取国际援助的期待眼光投向了苏联。11月26日、28日、29日，南京政府给在莫斯科的代表杨杰接连发出三封急电，命令迅速向苏方表明中方抗战到底的态度并紧急求援。11月30日，蒋介石委员长亲自致电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

苏联方面，除了早先的承诺，却是并没有丝毫的实际行动。但是，不管苏联方面有没有支持中国抗战的实际行动与真实意愿，这个所谓的希望似乎仍然存在，这个外部因素的影响至始至终存在于南京保卫战的指挥决策之中，成为保卫南京万千中国军人生死存亡的最大变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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