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朝廷却一直难于搜集到足够的马匹用于边事，宋之无法像汉唐那样繁育大批马匹是因其立国之初，就比汉唐全盛时期少了几块可供牧马的北方草原。

所以，宋代用于马政的投入远大于汉唐两代，但依然难于筹集到足够马匹。

有宋一代，朝廷上下为了解决“国家马匹安全问题”，其殚精竭虑程度实在比后世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更甚。

宋朝在养马的国有化上穷尽国力、民力和想象力，恰是宋帝国马匹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

查汉、唐、宋，乃至元、明，一旦重视起国家的“马匹安全问题”，郑重其事地搞起“马政”，无一列外都是国有化思路，即大规模建官办马场的路子。

这很好理解，因为国家一旦觉得马匹是战略稀缺物资，自然就恨不得把一切马匹都牢牢抓在手上。

汉、唐两代养马问题上奉行的是以国有化为主导的、允许多种产权制度并存的市场经济，既有硬的一手，也有尊重市场规律的一手，所以，一旦急需，民间还可以征上一些马来。

汉代大规模投入官营养马事业，对民营养马经济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甚至采取免税方式鼓励，所以，在朝廷的政策带动刺激下，民间养马爱马之风大盛，为华夏历史上空前绝后。

小朋友明白了吧，不要以为混合经济只是后世的发明和创造，汉唐时期就存在国有和民间以及多种经济共存的体制了，而马政是最突出的体现。

汉朝时，对马匹的需求不仅是国家战略需求，也有了旺盛的民间需求，故全社会不但马匹数量空前增加，马匹的品种改良热情也被激发起来。

仅汉武帝时期几次大规模征伐，征用马匹总数就过百万。而民间马匹存栏数目亦相当可观，因为驻边骑兵也多用自家的马。

所以即使边境战争每次动辄造成数万数十万的马匹损失，它也能消耗得起，国营马场的马消耗得差不多了，但社会总量还能很快恢复得过来，所以，东汉时代虽然国有马政衰落，但民间还能征得上马。

到了唐代，就因为看重马，开始对民间养马采取打压和抑制政策，社会的养马之风不复汉代旧观，也更谈不上马种的培育改良。

长期的战乱，中原地区的马匹种类早退化到了与蒙古的劣等马相当的水准，但好歹国有的草原面积广大，马匹的国家拥有量也达到了70万匹的历史顶峰。

到了宋代，立国之始就面临着强敌环伺，到灭亡为止，从来就没喘息的机会。

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马匹完全国有化，问题是，虽有各级官府的重视，有巨额的财政投入，却总是产不出好马来。

办法想尽了，譬如，土地有限，得把一些马分散养育，于是，就搞了一段时间的国有民营，即国家的马作为任务分散摊派给老百姓来代养，因为这些都是稀缺的战略资源，所以既有优惠政策可免除相应劳役税负之类，同时又有各种任务和苛刻处罚措施。

这种国有民营强行摊派下去，导致一些领到这个光荣任务的老百姓只能弃家逃跑。

当然，为新政辩护的人喜欢举例说，其实当时还是有人报名愿意主动认领官马的。

宋代适合放牧的地方少，但还不是窘迫到没有，北宋分布在各地的牧马监共有14个，但搞到最后马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骑兵部队只有110的人配有马，就不全是战争消耗的缘故。

要说战争损耗，汉、唐的损耗要惊人得多，宋代马政的失败，彻底的国有化是最重要因素。

大宋朝比之前朝，少的只是官营的养马牧场，而前代尤其是汉朝，民间养马可并不是在北方草原地区，而是分散在各农耕地区，毕竟民间小规模养马，完全不需要大面积的草原。

事实上，真正的好马根本不可能产自草原，只会产自定居的农耕社会，而大草原上只能出产劣等马。

宋代马政不如唐代，是因为宋人较之唐人，虽制度更完善且投入更大，但毁于政策多变故，所以，宋在真宗时期国有马的数量达到20万匹的顶峰，其后改革派失势，马匹存栏数直线下降，接下来的马政就无非是做作样子而已。

问题是马政搞不下去，是因为当时一匹国有马的成本高达500贯；而西北边贸中一匹马的价钱才25贯，国有的马资产越多财政压力就越大，小老百姓的日子就越难过。

汉唐的马政其实越到后期越搞不下去，实在容易理解；马这个东西不像盐铁专卖，是由老百姓直接买单，光靠朝廷财政买单总有一天维持不下去。

按国家专营的思路，毫无疑问，两宋缺少前代的大面积牧场，自然不可能拥有大批的马，但你若相信市场的伟力，马根本不是问题……

刘敏眺望着青石川这片牧马的天然草场，对照汉唐把两宋马政失败的症结分析一番，便对走在前面的张敬道：“青石县还有这么一块像模像样的马场，这可是刘敏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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