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穿越了布拉茨克以东那片长达数百公里的冻土地带，穿林而来，踏雪而行。当晨光终于在车窗外投下一线金辉，我知道，赤塔，到了。

这是西伯利亚的尽头之一，也是远东的门槛。

站台上的空气比布拉茨克更冷，寒意从脚底往上爬，如同这座城市的历史——厚重、沉静、带着某种被时间埋藏的肃穆。我拉紧了风衣的扣子，望向远方起伏不大的丘陵，那些沉睡在雪中的松树，如同一个个沉默的士兵，等待春天号角的吹响。

我翻开《地球交响曲》，在这一章的扉页写道：

“赤塔，这不是终点，而是通往未知大地的边陲渡口；是帝国风雪中，最后一次回望欧洲的眼睛。”

赤塔的历史，从来与“流放”密不可分。十九世纪起，这里就是沙皇帝国将政治犯、异见者甚至贵族流放的终点。城市的老监狱如今已改为纪念馆，我在馆前站了很久，门楣上那块牌匾写着：

“这里埋葬的不是罪，而是理想。”

我走进那座带有哥特式风格的石屋，内部陈设已简化，但牢房中的铁链、旧木床与日记复制品仍然令人动容。一个被单薄灯光照亮的展柜中，摆着一封1907年的家信，签名是一位名叫阿列克谢·巴赫的政治流亡者。他在信中写道：

“赤塔的夜，比监狱更冷；但心中若有光，即便是在此，也能看见星辰。”

我站在那封信前久久不能移步。随后在《地球交响曲》的页边写下：

“在世界的尽头，那些被流放的灵魂也曾筑起知识的堡垒——赤塔，是冰雪中书写信念的纸页。”

我还在地牢最深处见到一个雕像——一位披着破棉衣、低头祈祷的知识分子塑像，脚边有一行小字：

“如果连思考都被囚禁，那才是真正的死刑。”

离开市区，我前往赤塔东郊的哥萨克村落遗址。这些曾是镇守俄中边界的重要军事据点。当地博物馆的墙上挂着一幅手绘地图，标注着赤塔在十八世纪时的边防巡逻路线，像一张张布满褶皱的面皮，记载着帝国东扩的脚步。

导览员是个皮肤黝黑的老哥萨克后代，他带我穿过一个旧营房遗址。站在高坡上，他吹起了那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号声低沉悠远，在雪地中如同狼嚎。他说，这声音曾在黄昏时回荡在整个外贝加尔高原，提醒边疆的骑兵交班、换哨、清点弹药。

“我们的祖先，就是听着这声音，穿越了荒原。”他缓缓说道，眼神中透出某种骄傲与哀伤。

我看着他那满是皱纹的脸，忽然觉得，赤塔不仅是帝国的尾音，也可能是文明边缘的新开始。每一个边防号角里，都藏着一次国家版图的试探与拉伸。

我记下：

“帝国的边界不是一条线，而是一种意志。赤塔，是文明在风雪中的一个问号——向东，还是止步？”

我们一行沿着残破的木桥走入另一片低洼湿地遗址，那是旧时的驻军马场，白雪覆盖其上。老导览员弯腰拾起一枚锈斑斑的马蹄铁，放入我手中。

“留着吧，陌生人。我们哥萨克人出远门时，会带着这样的马蹄铁，它不只是护蹄之物，也是勇气的护符。”

我郑重地收下了它。

赤塔是座多民族融合的城市。在中央市场，我看见卖着奶茶的布里亚特老妇人、贩售香料的塔塔尔男子，还有操着标准俄语的华人商贩。各种语言在这片冻土之上并存，并没有争吵，只有交换。

我坐在一家供应布里亚特传统餐点的食堂，点了一份“波孜”，那是类似饺子的大面团，内陷浓郁的羊肉与洋葱。老板是个壮实的布里亚特中年男子，听说我来自远方，送了我一杯加奶的砖茶，说：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习惯喝咸奶茶吗？因为这片土地太冷了，甜只属于节日，而咸，是日常。”

我边喝边记下他的这句话。墙上有张照片，是一位布里亚特骑手站在山巅，身后是苍茫的风雪。他身披厚氅，仿佛古老游牧之魂在新时代的影子里重生。

我写道：

“赤塔不止是俄罗斯的尽头，更是蒙古文明与斯拉夫精神交汇之处。这里没有纯粹，只有并存。”

饭后我信步走入市场深处的手工艺摊前，一位犹太老人正在雕刻木器。他捧出一个用桦木雕成的小型面具，告诉我这是融合西伯利亚萨满文化与东欧雕刻传统的作品。

“每一种文化都不是孤岛。”他一边雕刻一边说，“而赤塔，是一座桥。”

在赤塔大学，我受邀旁听了一节哲学课。教授是位戴着毛线帽的瘦老者，他用俄语讲解尼采的“永恒回归”。讲到一半时，他忽然停下，指着窗外飘落的大雪问：

“这场雪，去年下过吗？你又是否准备好，再经历一遍你现在所过的每一日？”

教室里一片寂静。学生们看着雪，也看着彼此。我忽然明白了，赤塔的哲学并不在书本中，而在这反复的季节里，在那些不变中隐藏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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