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营地办公室里，蝉声如沸。

朱高炽沉默的时间比想象中更长。

他的手指在茶杯边缘反复摩挲，目光却落在墙上的大明全图上——那些用红蓝线条标注的铁路网、矿点、工业区，像一张正在编织的巨网。

“其实……”他终于开口，声音有些涩，“在大明现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计划经济，可能是最优解。”

王卓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等着下文。

“我在东大进修时，读过康托罗维奇的书。”

朱高炽抬起头，眼中浮现出那种学者讨论专业问题时的专注神情。

“《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他说，计划经济不是拍脑袋，而是一门科学。用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可以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让社会以最小的劳动消耗，获得最大的生产效果。”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手指点在山西的位置：“比如我们要修太原到西安的铁路，需要多少铁轨、多少枕木、多少工人、多少粮食供应……这些都可以用数学模型算出来。而不是像现在工部那样，凭经验估个数字，要么多了浪费，要么少了延误工期。”

王卓终于点头：“你说得对。很多人一提到计划经济，就想到苏联后期的僵化低效，这其实不公平。”

他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筚路蓝缕：计划经济在中国》封面已经磨损，显然经常翻阅。

“康托罗维奇的理论没有错。”王卓翻开书，指着里面的公式图表，“错的是执行条件。苏联当年的算力不够——没有大型计算机，几百万个变量的人工计算要几个月。而且……”

他顿了顿：“人性是不可计算的。官僚的本位主义、地方的保护主义、工厂厂长的瞒报虚报……这些‘人’的因素，数学模型算不进去。”

朱高炽接过那本书，快速翻了几页。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让他皱眉——即便在东大进修过，这些高等数学、经济的内容对他而言依然艰深。

“但不可否认，”王卓继续说，“正是这套计划体系，让苏联在二十年内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强国。东大建国初期的‘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学的也是这套理论——集中力量办大事，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

窗外传来蒸汽起重机的轰鸣，像是为这段话做着注脚。

朱高炽合上书，深吸一口气：“所以姑父的意思是……大明可以走这条路？”

“可以，但有条件。”王卓竖起两根手指，“第一，我们有东大这个‘外挂’。大型计算机、数学模型、经济分析软件——这些苏联当年没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直接拿来用。第二……”

他的手指移向地图上的海洋：“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启。倭国的银、南洋的香料、波斯的石油、戎洲的铁……全世界的资源都可以为大明所用。”

“我们不需要像苏联那样压榨农民，集中国内所有资源搞计划，可以在控制核心命脉的同时，开放一部分领域，保持经济活力。”

朱高炽的眉头皱得更深了：“那问题就变成了——开放多少？哪些行业可以放，哪些必须管？”

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蝉鸣变得刺耳。

“太孙殿下，”王卓的声音低沉下来，“我问你一个问题——市场经济，真的是洪水猛兽吗？”

朱高炽愣了愣，下意识回答：“我在东大读书时，教授说市场能优化资源配置……”

“那我换个说法。”王卓打断他，目光如炬，“不是我不相信市场，是我不相信资本。”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封面已经泛黄。朱高炽接过来，看到书名是《资本论》第一卷，东大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翻到某一页，王卓用手指点着一行字：

“你看这里——‘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朱高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嘴唇微微发白。

“你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吗？”王卓的声音很轻，却像锤子敲在心上。

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忙碌的货场：

“都说大明最后亡于财政崩溃，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经济调节失衡。藩王占着几百万亩地不纳税，勋贵垄断盐铁专卖中饱私囊，士绅勾结官吏逃避田赋。朝廷没钱赈灾、没钱发军饷，老百姓却要承担越来越重的税。等到天灾人祸一来……”

王卓没有说完。但朱高炽知道后面是什么。

不造反，才怪。

“所以，”王卓转过身，目光灼灼，“如果我们现在完全放开市场经济，会发生什么？那些积累了百年财富的商帮，会第一时间控制煤炭、控制铁矿、控制纺织、控制航运。他们会像滚雪球一样，把财富越滚越大。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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