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四年八月，秋高气爽，大靖的土地上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更涌动着教育普及的热潮。萧玦在朝会上掷地有声地宣布：“朕决意再增500所官办蒙学、200所女子蒙学，尽数布局偏远山区与边境地带；同时提高蒙学教师俸禄三成，增设‘教学优秀奖’，凡执教三年且成效显着者，可获朝廷表彰与晋升资格！”这道旨意如同甘霖，滋润了那些长期缺乏教育资源的土地，让教育的光芒穿透山川阻隔，照进万千寒门子弟的心田。

此前数年，大靖虽已大力推广蒙学，但偏远山区与边境地区仍存在大量教育空白。西北伊犁的草原上，孩子们跟着父辈放牧、劳作，不识一字；西南云贵的深山里，女童们早早承担起家务，从未踏过学堂门槛；北方边境的村寨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孩子鲜有机会读书，彼此交流都因语言隔阂多有不便。苏清鸢曾在巡查时见过这样的场景：边境孩童拿着父辈交易的账本，却因不识字无法核对数目；山区女孩对着《蒙学农理》的图谱，眼中满是渴望却无从学起。

“教育是立国之本，百姓是国之根基。若仅繁华之地有学可上，偏远之乡却目不识丁，何谈长治久安？”萧玦与苏清鸢早已达成共识，此次蒙学扩容，不仅是数量的增加，更是对教育公平的坚守。朝廷划拨专项银钱百万两，由工部牵头、地方官员协同，在偏远地区选址建校。考虑到山区地形复杂，便采用当地易得的木材、石材搭建校舍，不必拘泥于统一形制；边境地区则兼顾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在校舍旁设置共享草场与劳作园地，让孩子们既能读书，也不耽误帮衬家里。

为了吸引教师前往偏远地区任教，朝廷除了提高俸禄，还推出一系列优待政策：偏远地区蒙学教师可携带家眷，朝廷为其解决住房与口粮；执教满五年者，可优先调任内地学堂；教师子女入学可享受免试待遇。这些政策如同磁石，吸引了大批有学识、有情怀的人才。来自京城的张先生，放弃了城中私塾的优厚待遇，主动请缨前往西北伊犁任教；江南的李姑娘，读完女子蒙学后考取了教师资格，毅然前往西南山区，成为一名女子蒙学教师。

景和四年十月，西北伊犁的第一所官办蒙学正式开学。崭新的校舍坐落在草原与河谷之间，青砖黛瓦映衬着蓝天白云，教室里摆放着整齐的桌椅，墙上贴着《蒙学算术》《蒙学农理》的图文挂图。开学当日，汉族、维吾尔族的孩子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在父母的陪伴下走进学堂，脸上满是好奇与憧憬。他们中，有放牧人的儿子，有商户的女儿，还有边境守军的孩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背景，却因学堂汇聚在一起。

张先生作为这所蒙学的主讲教师，第一次站上讲台时，看着台下几十双清澈的眼睛，心中满是使命感。“孩子们，从今天起，我们一起读书识字、学习知识，将来做一个有学问、有担当的人！”他用汉语和简单的维吾尔语双语授课，先教孩子们认识自己的名字，再教基础的汉字与算术。课堂上，孩子们认真听讲、积极提问；课后，他们一起在学堂旁的草地上玩耍，分享各自的食物与玩具，汉族孩子教维吾尔族孩子写汉字，维吾尔族孩子教汉族孩子唱草原歌谣，相处得十分融洽。

除了识字算术，张先生还按照朝廷要求，开设了农理实践课与民族团结课。他带着孩子们走进学堂后的试验田，对照《蒙学农理》中的图谱，辨认玉米、小麦的幼苗，讲解播种、施肥的基本常识；在民族团结课上，他讲述不同民族互帮互助的故事，教孩子们尊重彼此的习俗与文化。“以前边境孩子大多不识字，只能跟着父辈放牧、经商，遇到事情常常因不懂道理、不识字而吃亏。”张先生感慨地说，“现在有了蒙学，他们不仅能读书写字，还能学到算术、农理知识，将来无论是种地、经商还是当兵，都能有更好的出路。更重要的是，不同民族的孩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能增进彼此的了解与情谊，让边境更安宁。”

在西南山区的女子蒙学里，李姑娘正带着女孩子们学习《蒙学农理》与女红技艺。她深知山区女孩求学不易，不仅教她们读书识字，还耐心解答她们生活中的困惑。“以前我以为女孩只能在家做家务、纺线织布，是李老师告诉我们，女孩也能读书、也能有自己的想法。”十二岁的阿梅说道，“我现在能看懂《蒙学农理》了，还能帮家里记账、识别草药，爹娘都为我骄傲。”李姑娘还鼓励女孩子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告诉她们只要努力学习，将来既能成为教师、医官，也能成为商人、工匠，拥有不一样的人生。

随着一批批蒙学的建成与启用，偏远地区的教育面貌焕然一新。在云南大理的彝族村寨，蒙学教师用双语授课，让彝族孩子既能学习汉族文化，也不忘记本民族的语言与传统；在贵州苗族的深山里，孩子们通过《蒙学算术》学会了规划家庭收支，通过《蒙学农理》掌握了科学的种植方法；在北方边境的蒙古族聚居地，蒙学成为各民族孩子交流融合的平台，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孕育出团结友爱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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