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四年己丑，公元八零九年

秋季，七月壬戌日，御史中丞李夷简弹劾京兆尹杨凭，称他先前担任江西观察使期间，存在贪污受贿、奢侈逾制的行为。丁卯日，朝廷将杨凭贬为临贺县尉。李夷简是李元懿的玄孙。宪宗下令将杨凭的资产全部登记没收入官，李绛劝谏说：“依照旧有制度，除非犯有谋反叛逆之罪，否则不能抄没家产。”宪宗于是停止了抄家的举动。杨凭的亲戚友人都没人敢去送行，只有栎阳县尉徐晦独自赶到蓝田，与他道别。太常卿权德舆向来和徐晦交好，对他说：“你为杨临贺送行，确实称得上厚道，只怕会因此受到牵连吧！”徐晦回答道：“我从平民之时便承蒙杨公赏识提携，如今他被贬到偏远之地，我怎能不与他道别！倘若将来明公也被奸人排挤贬谪，我难道敢把你当作陌路人吗！”权德舆听后赞叹不已，便在朝廷上称赞徐晦的品行。几天后，李夷简上奏举荐徐晦为监察御史。徐晦向李夷简道谢说：“我平生从未有幸见过您的面，您为什么会举荐我呢！”李夷简回答：“你不肯辜负杨临贺，又怎会辜负国家呢！”

宪宗私下询问翰林学士们：“如今朕打算任命王承宗为成德军留后，分割他所辖的德州、棣州另立一个藩镇，以此分散他的势力，同时让王承宗像李师道那样，向朝廷缴纳两税、请求朝廷任命官吏，这个方案怎么样？”李绛等人回答说：“德州、棣州隶属成德军，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现在突然分割出去，恐怕王承宗及其军中将士会心生忧虑、猜疑和怨恨，进而以此为借口违抗朝廷命令。况且周边其他藩镇的情况和王承宗这边一模一样，它们都会担心日后自己的地盘也被分割，可能会暗中相互煽动勾结。万一王承宗率军抗命，朝廷处置起来会加倍困难，希望陛下再慎重考虑。至于缴纳两税、任命官吏这件事，希望陛下趁派遣吊祭使前往成德的机会，让吊祭使以个人的名义晓谕王承宗，让他主动上表，请求按照李师道的先例来办，不要让他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这样的话，如果他侥幸听从命令，于理既顺当；如果他不肯听从，朝廷的体面也不会受损。”宪宗又问：“如今刘济、田季安都身患重病，如果他们去世，难道也要像成德这样，将节度使的职位传给他们的儿子吗？那样的话，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平定！议论此事的人都说‘应当趁这个机会取代他们，若不服从就调兵讨伐，时机不可错失。’这个建议可行吗？”李绛等人回答：“群臣见陛下向西攻取蜀地、向东攻取吴地，都易如反掌，所以那些阿谀奉承、急于求进的人争相献上计策，劝说陛下收复河北藩镇，却不为国家做长远的谋划。陛下也因为前些时候成功得太过容易，便相信了他们的话。臣等日夜思索，河北的形势和西川、浙西两地截然不同。为什么呢？西川、浙西都不是心怀异志、反复无常的地方，周边相邻的都是朝廷能够随意指挥的臣子。刘辟、李锜只是生出狂妄的谋反念头，他们的部下没有谁愿意依从，刘辟、李锜只能用财物利诱部下，朝廷大军一到，他们的势力便立刻土崩瓦解。所以臣等当时也劝陛下诛讨他们，因为那是万无一失的事情。成德的情况却不一样，内部将士、百姓之间勾结紧密，历时已久；外部则和其他藩镇相互牵连，势力庞大。当地的将士和百姓感念王氏几代人给予的恩惠，不懂得君臣之间谁逆谁顺的道理，晓谕他们，他们不肯听从；威慑他们，他们也不肯臣服，这会让朝廷蒙受羞辱。再者，周边藩镇平日里或许互相猜忌怨恨，但等到听说朝廷要派人取代节度使时，必定会联合成一心，这大概是因为他们都在为子孙后代打算，也担心日后自己会落得和王承宗一样的下场。万一其他藩镇再与成德内外呼应，战事连绵、灾祸不断，国家就会财力耗尽、民力衰竭，西戎、北狄再趁机图谋进犯，那带来的祸患，岂是说得完的！刘济、田季安和王承宗的情况没什么两样，如果他们去世的时候，真有可乘之机，应当临事再做谋划。现在就出兵讨伐，恐怕还不是合适的时机。天下太平的大业，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希望陛下审慎处置此事。”当时吴少诚病情很重，李绛等人又上奏说：“吴少诚的病一定好不了了。淮西的情况和河北不同，周边四面都是朝廷的州县，不与叛贼相邻，没有同党援兵相助。朝廷任命淮西节度使，现在正是最好的时机，万一他们不肯服从，再商议讨伐之事也不迟。臣希望陛下放弃收复恒冀难以实现的计策，转而谋划收复申蔡这个容易成功的方略。倘若恒冀那边战事连绵，事情不能如愿，而蔡州又出现可乘之机，势必需要出兵征讨，到时候南北两面的战事同时兴起，国家的财力就会捉襟见肘。如果事情迫不得已，必须赦免王承宗，那么朝廷的恩德就等于白白施予，威严的政令也会立刻荒废。不如趁早对淮西做出处置，来收服镇冀地区的人心，然后静待合适的时机，必定能获得收复申蔡的好处。”不久之后，王承宗许久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心里很是恐惧，屡次上表为自己申诉。八月壬午日，宪宗派遣京兆少尹裴武前往真定安抚王承宗，王承宗接受诏书时十分恭敬，说：“我是被三军将士逼迫，来不及等候朝廷的旨意，现在请求献上德州、棣州，以此表明我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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