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少几十个枪手，甚至更多。

他们像一群没有生命的影子，穿着黑色的短打，手里握着磨得锃亮的斧头、长刀和铁棍。他们不交谈，不走动，只是静静地等待着。那种沉默，比爱尔兰人最喧闹的战吼还要可怕。

罗四海不信任他。芬尼根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罗四海让他的人和自己的人混杂在一起，美其名曰“协同作战”，实际上却是监视和挟制。他甚至能感觉到，黑暗中有好几双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着自己。

工坊的门被推开了。

光线涌了进来，勾勒出两个身影。

走在前面的是罗四海。他今天穿了一件昂贵的丝绸马褂，脸上挂着和煦如春风的笑容，仿佛他不是来参加一场伏击，而是来赴一场茶会。

可芬尼根知道，这双手能毫不犹豫地拧断任何一个人的脖子。

罗四海带着人从内陆踩到维多利亚港，也是带人在街头巷尾砍杀过的。

罗四海的目光落在了芬尼根身上，笑容更盛了。

“芬尼根先生，你的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他用一种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英语问道，那语调听起来客气，却带了丝滑稽。

“当然。”芬尼根从阴影里走出来，强迫自己挤出一个笑容，“他们已经等不及要见识一下亚瑟·金先生的财富了。”

“很好。”罗四海点了点头，“记住，我们的目标是活捉。他的保镖，直接杀了没关系。但亚瑟·金本人最好活着。他脑子里的秘密更值钱。”

罗四海走到芬尼根面前，抬手帮他整理了一下衣领。

他凑到芬尼根耳边，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做好你该做的事。事成之后，下一船香港来的生鸦片，我立马就分一半给你。”

随后，罗四海从工坊的后门离开了。

芬尼根看着他的背影，那种不安的情绪越来越强烈。

一个穿着长衫，看起来像个账房先生的华人管事留了下来。他对芬尼根微微躬身，说道：“芬尼根先生，老板吩咐了，待会儿金先生来了，就由您出面和他交涉，我来扮演老板。我会配合您的。”

他没回答，退回到阴影里，靠着一根冰冷的柱子，闭上了眼睛。

他不是傻子。他是一个在饥荒和压迫中幸存下来的爱尔兰人。他懂得什么时候该赌，什么时候该看。

与此同时，七号仓库的隔壁，罗四海正不耐烦地看着怀表。

“妈的，都两点零五分了，那个美国佬怎么还没到？”他咒骂道，“派人去外面那条路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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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九与王崇和，如同一柄出鞘利刃的锋与脊，立于队伍的最前端。

在他们身后，是二十名从捕鲸厂的血水中淬炼出的汉子。

他们是沉默的火山，呼吸粗重，压抑着即将喷薄的怒火。

这里面有些人一路从古巴跟到这里。

他们的怒意和杀气，并非始于某个宏大的理想，而是源自地狱。

在甘蔗园，他们曾是一群被剥夺了姓名、被抹去了身份、沦为生产资料的“猪仔”。

监工的皮鞭、与血肉长为一体的脚镣、以及肆虐的瘟疫，是他们共同的、无法磨灭的烙印。

改变，始于一夜杀戮。梁伯与陈九的反抗，不是为了什么虚无宏大的目标，而是在绝境中，以命搏命的本能怒吼。

因此，他们对陈九的忠诚，并非源于对未来蓝图的认同，而是一种更为原始的、以创伤和救赎铸就的血契。

是陈九，用最直接的暴力，砸碎了他们身上的锁链，给了他们重新作为“人”活下去的可能。他们追随陈九，便是追随自己内心那个敢于挥刀的、更决绝的自我。

在这片没有公理的土地上，仁慈是通往地狱的捷径。

所以他们默许甚至拥护陈九的冷酷，因为他的罪孽，是换取集体生存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后来加入的人，心思各异。

有的是渔民中选出来的，有的是从萨克拉门托来的，有的是主动投奔来的。

他们这些人中，有的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为了眼前那份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有的，是从萨克拉门托罢工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挨过饿，像狗一样躲藏，他们追随的理由更为简单，谁能让他们“不跪着”，他们就跟谁。

也许，这群没什么文化、没太多理想的苦力，无法言说陈九心中那份“护我同胞，重开天地”的宏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用身体做出选择。他们或许意识不到这条路的终点在何方，但他们已经不自觉地踏上了同一条用血与火铺就的、通往自由与主权的征途。

他们的筋骨被重活打磨得如铁似钢，眼神里褪去了瑟缩，沉淀为煞气。

人手一把雪亮的砍刀，腰间是冰冷的左轮。那金属的寒意贴着皮肉，是这个谎言世界里，唯一真实、残酷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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