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廷芳和林怀舟坐在他对面，神色各异。

“他们把你描绘成了一个来自地狱的魔鬼。”伍廷芳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的调侃，“恭喜你，陈先生，你现在是香港最着名的华人了，虽然是以反派的身份。”

陈九放下报纸，脸上看不出丝毫怒意。“他们骂的不是我，是轩尼诗。我不过是他推行政策时，被推到台前的一个靶子，也是他们攻击他最有力的武器。”

“但这种舆论攻势不容小觑。”

伍廷芳变得严肃起来，“香港的权力结构很微妙。总督虽然权力最大，但也要顾及本地英商阶层的利益和伦敦的看法。如果这些英籍官员和商人持续施压，让殖民地部认为香港的商业环境正在恶化，轩尼诗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我们刚刚打开的局面，随时可能因为总督的妥协或调任而付诸东流。”

“所以，我们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陈九的目光投向窗外。

窗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

不远处，普仁街的山坡上，华人总会新开办的义学里，几十个穿着长衫的男童正坐在闷热的课室里，摇头晃脑地背诵着《三字经》。

中华传统蒙学课程，翻来覆去都是那几样。

这是旧的根，是维系着华人身份认同的传统。

而在更远一些的歌赋街，中央书院的红砖教学楼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一个名叫梁文杰的年轻人，正和他的同学们，用流利的英语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辩论。他们的辩题是“自由贸易对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利弊”。

梁文杰引经据典，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谈到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思路清晰，辞锋锐利。他的辫子剪了，穿着干净的西式校服，眼中闪烁着对新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野心。

这是新的苗，是这座殖民地正在刻意培养的、能够与西方世界对话的下一代。

“伍先生，”陈九收回目光，“你我都是从这两种学堂的缝隙里走出来的。你觉得，哪一种能救我们的同胞？”

伍廷芳沉默了片刻，答道：“传统的义学，教的是伦理道德，维系的是我们是谁的根。而中央书院这样的西学堂，教的是经世济用的知识，是我们如何活下去的术。两者，缺一不可。但眼下，我们更缺的是术。”

“没错。”陈九点了点头，

“伍先生，你我都是新会人，小时候读的都是之乎者也，先生你长大后进入香港圣保罗书院学习，接受西式教育，后来又前往英国留学深造，进入着名的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法律。随后，又进入林肯律师学院学习，正式获得英国大律师资格。”

“我在美国所见留美幼童也是，从小接受的都是私塾的教学，如今好几人考入耶鲁或者哈佛，以及其他高等学府。”

“于我所见，这些祖宗成法，传统学问并不会让人封闭落后，西学也不见得就能让人堂堂正正。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体用’之分，或孰轻孰重。而在于我们是否敢于直面二者之弊，取其精华，熔铸一炉。”

他顿了顿，仿佛在梳理脑海中盘桓已久的思绪：“旧学之弊，在于过于重’道’而轻’器’，空谈心性，面对洋枪洋炮时，圣贤道理显得苍白无力。它培养的顺民，讲得是服从秩序，约束自己，忠君爱国。

而西学之险，在于其’器’与’术’的背后，有一套强大的价值与逻辑，如果是只学其表，不究其里，学成了也终不过是替洋行算账的买办，或者是给别人的学问发明添砖加瓦，低人一等。”

“你我先受传统启蒙，知星汉灿烂，文明悠长，此为根基，知道自己是谁，血脉文明来自哪里。便是下了地府，魂魄也不会和洋鬼子搅和到一起去。后努力精研西学，为我华人自强添一份力，学以致用。或许才是眼下合适港澳的教育之路。”

“目前仍要做两件事。”

他转向林怀舟，眼神变得温柔：“第一，你的医学院计划，要加快。那不仅是救人的地方，更是一所示范。我们要办一所我们华人自己的西式学堂，培养我们自己的医生。等医学院走顺了，接下来就是华人的高等学府，也要尝试建立起来。我们不仅能学会鬼佬的本事，还能比他们做得更好。”

然后，他的目光又回到伍廷芳身上，“第二，还是办一份我们自己的报纸。一份中文报纸。就在香港本地招募人才，把公报也做起来。”

“不仅要揭露鸦片之害、洋行之苛，更要连载科普，讲解卫生之理、法律之要。

不仅要报道海外华工之抗争，更要请如你这般学贯中西的贤达，撰文深入浅出地剖析西洋强盛之本源，反思我辈积弱之根由。

他们用英文在《孖剌西报》上蛊惑人心，我们就要用中文，对着这十几万同胞，一字一句地开启民智，争夺话语之权！”

“他们有他们的舆论场，我们也要有我们的。

他们用英文对他们的皇帝和议员喊话，我们就用中文对我们的十几万同胞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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