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的将军府中，气氛却截然不同。年轻的讨逆将军孙策接到消息，览毕即朗声大笑，英气勃发的脸庞上毫无阴霾，他将报纸递给身旁的周瑜、张弘等人传阅：

“这凌云倒是个妙人！弄出如此有趣之物！能饱腹，产量竟如此之高？实乃好东西！公瑾，我以为，此物正合我江东开拓山林、充盈仓廪之大计！”

周瑜接过报纸，细看片刻，嘴角含笑，从容应和：

“伯符所言极是。江东之地，多丘陵、沼泽，正需此类不择膏腴、生命力顽强之作物。且交州部分炎热潮湿之地，或亦为此物乐土。”

张弘阅后，虑及实际，谨慎言道：“将军，种子乃第一要务。《洛阳新报》所载之法虽详，无种苗亦是徒然。如何取得？”

孙策眉峰一扬，决断之快如电光火石：“此事不难！可令往来商旅，借荆北、江淮贸易之便，多方设法，高价求购薯种，即便代价不菲，亦可承受。

同时，在会稽、豫章等地，划出上等官田，招募境内最善农事之老农巧匠，依报中所述之法，悉心试种，摸索门径。一旦成功，”

他目光灼灼，扫视众人，“便大力推广于新附之山越地域及贫瘠乡野，如此，既可富国固本，又能施惠于民，收揽山越人心，一举数得！”

江东素来行动迅捷，孙策令下，很快便有数路精明干练之人暗中出发，商队、使者、探子，目标皆指向那能带来丰饶与强盛的绿色藤蔓与金色块根。

袁术（扬州，尤以淮南为重）：

寿春的宫殿里，金玉满堂，却弥漫着一股骄奢之气。袁术对这份自北方传来的“小道消息”嗤之以鼻，随手将报纸弃置一旁。

他此刻心心念念的，是那方传国玉玺、是逾制的仪仗、是那登基称帝的迷梦。

“亩产十倍？荒诞不经！定是那凌云小儿为蛊惑民心、掩饰其粮秣匮乏之实而编造的诡计！”

他对着下首的谋士杨弘、阎象等人，语带不屑，“我淮南之地，自古富庶，鱼米丰饶，冠绝东南，何须此等来历不明、形同蛮荒的异物？

传令各郡县，此类惑乱之言，不得公然刊播谈论，有违者，罚钱杖责，绝不宽贷！”

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消息仍在底层挣扎求存的百姓与部分尚有见识的士人胥吏间悄悄流传。

一些地方豪强或心思活络的官吏，私下不免嘀咕此物若真乃国之大利，却无人敢忤逆袁术之意，公然探求或上书进言。

红薯之种，在这位醉心于僭越称尊的仲家皇帝辖下，遭遇了官方的彻底漠视与无情压制，如同被投入深潭的石子，未能激起应有的浪花，便沉没于淮南的奢靡幻梦之中。

刘表（荆州）：

襄阳州牧府中，气氛审慎而略带矛盾。刘表头戴进贤冠，身着宽大袍服，召集心腹蒯良、蒯越、蔡瑁等人商议。

他手持报纸，缓缓道：“诸公对此事，有何见解？” 蒯良上前一步，分析道：“景升公，此物若所言非虚，于我荆州安定繁荣大有裨益。

尤其江南诸郡，地广人稀，若得此高产易活之物，可增户口，实仓廪，强国力。” 蔡瑁则从军争角度考量：

“北地凌云得此物，军粮必更充裕，长远观之，恐非荆州之福。然若我能引种成功，亦可抵消其利，甚至略胜一筹。”

刘表捻须沉吟，半晌方缓缓道：“子柔（蒯良）之言，老成谋国；德珪（蔡瑁）之虑，亦切中要害。

这样吧，先派遣精细稳当之人，往北边仔细打探虚实，最好能设法购回些许实物，令府中精通农事者验证。

若果然神效，则于荆南择一稳妥之地，辟为官圃，悄悄试种，徐徐图之。切记，”

他语气加重，“此事莫要张扬，种子更不可轻易散入民间，以防……人心因利而浮动，或为他方势力所乘，徒生事端。”

荆州的做法，是典型的中庸观望之道，既不愿落后于人，又惧怕贸然行动引发不可控的变数，故而其举措显得迟缓、保守，步步为营。

刘焉（益州）：

益州因群山环抱，道路险阻，信息传递不易，但仍有零星的《洛阳新报》历经辗转，流入成都。

已渐生割据之意、且晚年身体欠安的刘焉闻听此事，反应颇为淡漠，甚至有些不屑。

“我益州，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自给自足绰绰有余，何须向外寻求此等奇技淫巧之物？”

他在病榻上对儿子刘璋及心腹臣属缓缓说道，语气疲弱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况且，北地所产之物，未必服我益州水土。不必多加理会，只需严防此类消息在民间扩散流传，以免无知小民闻之心生妄念，影响州郡安定。”

于是，在刘焉父子有意的控制之下，益州对红薯的消息几乎采取了封锁与无视的态度。

外界因红薯而掀起的汹涌浪潮，被险峻的蜀道自然阻隔，更被官府的刻意压制所消弭，最终只在蜀地边缘泛起几丝几乎看不见的微澜，便复归于平静。

一时间，红薯那充满生命力的藤蔓尚未真正延伸过黄河、长江，但其所带来的思想与希望的冲击波，已清晰勾勒出天下诸侯截然不同的性情、处境与谋略格局。

而在曹操治下的兖、豫二州，那被铁腕强行镇压下去的、北望司隶的殷切之心。

正与边境日益森严的关卡、游骑冰冷的刀锋，以及道旁木杆上那些无声的警示一道，交织成这纷乱大世图景中，一抹格外沉重、压抑且充满不安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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