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盖上！快盖上！”工头也怕了，刚才那股腥气呛得他胸口发闷，他看见晕过去的工人脸色不对，赶紧喊着让工人把棺盖盖回去。可一个叫刘二的工人贪财，想看看腐物里有没有金银，趁人不注意，伸手就往棺里探，刚碰到腐物，“啊”地叫了一声，赶紧缩回手，腐物里的汁液沾在了他的手上，黏糊糊的，黑褐色，带着腥气，像稀泥。

“没事吧？”有人问，刘二甩了甩手，把汁液甩在地上，地上的草瞬间就黄了，“没事，就是有点黏，洗干净就好了。”他没当回事，找了块布擦了擦手，布一碰到汁液就黑了，他也没在意，继续干活。

可当天晚上，刘二就觉得手上发痒。他住在工棚里，和五个工人挤在一张大通铺，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手上有东西在爬，他挠了挠，皮肤破了，流出的血是黑褐色的，还带着腥气，像腐物的汁。旁边的工人闻到味道，皱了皱眉：“刘二，你手上啥味啊？这么臭。”

刘二坐起来，点了灯，看见自己的手肿了起来，皮肤发红，像被烫伤了似的，红肿的地方还在慢慢扩大。“不知道啊，白天碰了棺里的东西，可能是过敏了。”他找了点药膏抹上，可没什么用，痒得更厉害了。

第二天一早，刘二的手更肿了，皮肤开始溃烂，肉像融化的蜡似的往下掉，露出里面的骨头，骨头是黑的，还冒着腥气。工棚里的人都不敢靠近他，说他身上的味道太臭了，像烂肉。工头赶紧把他送进县医院，医生看了直摇头：“没见过这种病，皮肉溶解，像是被什么东西腐蚀了，我们治不了，你们还是送省里的大医院吧。”

刘二在县医院里熬了两天，转去省里的医院，可还是没查出病因。他的皮肉一天天溶解，从手到胳膊，再到肩膀，最后蔓延到全身，他疼得嗷嗷叫，夜里总喊“红丝缠我”“好腥”，和当年赵氏、李老爷的胡话一模一样。第五天，刘二就死在了病床上，死的时候，全身的皮肉都烂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副黑褐色的骨头，凑近了闻，还是那股菌菇腥气，骨头缝里，还缠着几缕红丝。

更邪门的是，当天在场开棺的工人里，有两个也出了事。一个叫张强的，开棺后第三天开始高烧，体温烧到了四十度，说胡话，梦里总喊“红丝缠我脖子”“好臭”，烧了三天就没了气，死状和李老爷、赵氏一模一样，身上爬满了红斑，红斑里还缠着红丝，像嵌在肉里似的。

另一个叫李伟的，没高烧，也没说胡话，就是一天比一天瘦，脸色青灰，像蒙了层灰布。他吃不下饭，喝口水都吐，吐出来的东西是黑褐色的，带着腥气。家里人带他去看了不少医生，都查不出病因，最后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躺在床上动不了，眼睛睁着，像是在看什么东西。死的时候，他嘴里还吐着几缕红丝，细得像头发，红丝落在地上，还在慢慢蠕动。

工地上的人慌了，都说这棺材是凶物，再挖下去要出人命。有工人偷偷跑回了家，说什么也不干活了。公社里的干部听说了，也怕出事，最后决定把水库的选址改了，选在村东头的河沟里。那口棺材被重新埋了回去，上面堆了石头，还洒了石灰，石灰一碰到棺材，就冒起了白烟，带着股腥气，像在烧什么东西。

可没人敢再靠近那里，连路过都要绕着走。王建国看着那堆石头，心里发毛，他想起爹失踪前的嘶吼，想起娘的暴毙，想起刘二、张强、李伟的死状，忽然觉得，这口棺材里的东西，从来就没离开过，它只是在等，等下一个接触它的人。

时间又滑到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柳树沟通了电，也有了电视机，偶尔有人从城里带回来录像带，成了村里的稀罕物。村里有个叫李建军的年轻人，在县城的电影院当放映员，脑子活，总喜欢弄些新鲜玩意儿。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盘录像带，说是1958年修水库时开棺的记录，是当年一个记者偷偷拍的，后来记者也死了，录像带就流到了他手里。

消息传出去，村里的年轻人都跑来看。王建国的儿子王强也去了——他二十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听爷爷和爹讲过棺材的事，总觉得是老人编的瞎话，想亲眼看看，到底有没有那么邪乎。

李建军家在村中间，是栋砖瓦房，比村里其他的土坯房气派不少。那天傍晚，屋里挤满了人，十几个年轻人挤在小客厅里，连窗台都扒着人，烟味、汗味混在一起，嗡嗡的说话声把屋顶都要掀了。王强来的时候，李建军正蹲在地上摆弄录像机，黑色的机器带着个大喇叭，旁边还放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屏幕上满是雪花点，“滋滋”响个不停。

“建军，好了没啊？快放啊！”有人催着，李建军摆摆手：“急啥，这机器是城里淘来的，得调调频道。”他拧着机器上的旋钮，屏幕上的雪花点慢慢变少，忽然跳出个模糊的画面，是县城的街道，人群来来往往，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盯着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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