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那天清晨，德国人的坦克越过了波兰边境。不是试探，不是摩擦，是铁与火的洪流，从三面涌入，把波兰的田野、村庄、城镇碾成碎片。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尖啸着从云层中扎下来，机翼下的防空警报器发出刺耳的呜咽声，像一整个国家在哭泣。波兰骑兵骑着马冲向坦克，马刀在阳光下闪了最后几下，就连人带马倒在铁丝网前面。

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欧洲全面铺开。硝烟从但泽走廊蔓延出去，像一块墨水滴进水里，迅速染黑了整张欧洲地图。伦敦的白厅彻夜灯火通明，巴黎的陆军部走廊里跑动着气喘吁团的传令兵，柏林的威廉大街上一辆接一辆的黑色轿车进进出出，车门开关的声音从清晨持续到深夜。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同样是二战法西斯国家，后世的网友对德国的观感要比日本强得多。

道理很简单——打仗这事儿，讲究个“师出有名”。

一战战败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极尽压榨，割地、赔款、军备限制，民族积怨极深。德国人把面包店倒闭归咎于赔款，把失业归咎于外国资本，把魏玛共和国的软弱归咎于凡尔赛体系的枷锁。希特勒上台后借复仇情绪扩张，本质上是在利用积压了十几年的民怨，把德意志民族从屈辱中重新拉起来。这是旧仇叠加霸权争夺，是欧洲列强间的百年恩怨、势力洗牌。

德国后来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对立、地缘边界冲突、东欧势力范围争夺。双方前期签过互不侵犯条约，实则互相提防。斯大林不信希特勒，希特勒也不信斯大林，两个人握着手笑的时候，各自在桌子底下攥着刀。德国突袭苏联，是赤裸裸的生存空间掠夺和意识形态对抗，属于两大强权的正面碰撞。

欧洲各方是列强混战、旧怨爆发、抢地盘争霸权，彼此都有历史纠葛与利益冲突。狗咬狗一嘴毛，很难说谁对谁错。法国人和德国人打过多少次仗了？英国人跟法国人又在海上争过多少年？这些恩怨不是一代人能算清的，也不是一代人能放下的。

而近代中日并无足以引发全面战争的世代世仇、领土旧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纯粹是军国主义为掠夺资源、扩张殖民地、妄图吞并中国的单方面入侵。没有旧账要算，没有领土要争，没有民族仇要报——就是一个强盗闯进了邻居家里，看见东西好，就想把整个房子占下来。中国自始至终是被动抵抗，目的只是保家卫国、驱逐侵略者，和欧洲“列强互斗、旧仇清算”的性质完全不同。

欧美各国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这种歧视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几百年殖民历史、奴隶贸易、工业革命堆积起来的傲慢，刻在白人的骨头里，洗不掉，刮不净。明治维新后日本跻身列强，但在欧美白人主流认知里，始终是黄种后起者，带着根深蒂固的偏见，不被视作平等伙伴。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团坐在英美法意代表的下首，发言的时候没有人认真听，提案的时候没有人认真讨论，签字的时候没有人认真看。

一战时日本站队协约国，趁机攫取山东权益。欧美各国表面拉拢，私下普遍鄙夷其“趁火打劫、小家子气”。英国人私下说：“他们连自己邻居的饭都抢。”法国人说：“这不是盟友，这是秃鹫。”美国人更直接：“他们从来就不是我们这一边的。”

纳粹奉行雅利安人至上的种族理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直接将日本人划为“劣等民族”，只是认为其比当时被他们鄙夷的中国人稍强一点。在德国人眼里，日耳曼人是顶级民族，日本只是可利用的工具；即便后来敬佩日军的作战韧性，也始终带着“白种人对黄种人”的偏见。德日混血、在德日通婚者都曾遭受歧视，被邻居指指点点，被同事冷嘲热讽，走在街上会被不认识的人拦住问：“你怎么跟一个日本人结婚？你是认真的吗？”

偏偏日本人又以东方第一自诩，这就更招人烦了。他们觉得欧洲人歧视他们是“白人的傲慢”，转头自己对亚洲邻居的态度却比欧洲人更狠。这种“我被人欺负，所以我就可以欺负别人”的逻辑，在任何地方都不受欢迎。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芬恩的一封电文，见效贼快。

各国的政府和执法机构，都乐得看日本人的热闹。伦敦的苏格兰场把日本侨民的报案单压在档案柜最底层，巴黎的警察局把日本领事馆的照会转了两圈又送回收发室，阿姆斯特丹的港务局对日本商船的靠岸申请审批速度慢了整整三倍。没人承认自己在故意拖延，但也没人急着加快。

洪门弟子开始疯狂袭击日本极道组织。巷战、夜袭、码头伏击、仓库纵火——能用的手段全用了，能杀的一个不留。洪门人多，地头熟，几十年的根基不是白扎的。日本极道在海外立足本就靠领事馆和军部撑腰，现在领事馆的照会没人理，军部的军舰开不过来，他们像被拔了牙的老虎，空有一身力气，使不出来。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