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风潮尚未完全平息，初夏时分，又一纸吏部文书送达平安县：原县令致仕获准，新任县令不日到任。新任者姓方，名文渊，年方二十八，两榜进士出身，据传在京城某部观政期间便以“锐意进取、精通实务”着称，此次是主动请缨，外放北地历练。

消息传来，石磐等人起初并未太在意。县令更替本是常事，只要新来的县令不胡乱插手县务，大家相安无事便好。平安县经过多年经营，尤其是李火火牺牲后形成的凝聚力以及石磐的实际权威，县政早已形成一套以石磐为核心，钱多多（钱粮民政）、孙老倔（工程匠作）、红姑（团练防务）、狗蛋（文教）各司其职、高效运转的默契体系。前任县令基本是“垂拱而治”，乐得清闲。

然而，当方文渊轻车简从抵达平安县时，石磐第一眼便感觉，这位新县令，恐怕不是来“垂拱”的。方文渊身材颀长，面容清癯，目光明亮有神，举止干练，毫无寻常新科进士外放时的骄矜或忐忑。他抵达后，并未急于入住县衙后宅，而是谢绝了石磐安排的接风宴，只要求立即查阅近五年县衙所有文书档案，包括钱粮账册、刑名卷宗、户役黄册、工程记录，甚至团练的名册与开支概要。

接下来的几天，方文渊几乎足不出户，埋首于浩繁卷宗之中。他看得极快，不时用朱笔批注、记录，还时常召来相关胥吏询问细节。其专注与高效，令县衙上下暗自咋舌。石磐、钱多多等人起初还耐心配合，但渐渐感到一丝不同寻常的压力。这位方县令，问的问题太细，太深，而且明显带着一种审视和重新评估的意味。

七日后，方文渊首次正式召集县衙主要属员及石磐等地方头面人物议事。在略显陈旧但收拾得干净整齐的二堂，方文渊开门见山，没有一句寒暄客套：

“本官履任数日，详阅案卷，并微服察访城内及近郊。平安县能在北地屹立不倒，近年更击退强敌、培养出状元之才，确有过人之处，石守备及诸位之功，本官钦佩。”他语气平静，先予肯定，但话锋随即一转，“然，治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观我县现状，隐忧实多，旧制陈规，亟待更张。本官既受朝廷委派，牧守此地，自当革故鼎新，以求长治久安，民生富庶。今日便与诸位商议几项改革初议。”

他拿出一份早已写就的条陈，条分缕析：

“其一，赋役改革。现行田赋、丁银、杂派，名目虽经整理，然征收仍主要依赖里甲轮值、乡绅协理，胥吏上下其手空间犹存，农户负担不均。本官意欲推行‘一条鞭法’简化税则，并逐步清丈田亩，据实征银，减少中间环节，使国课足而民不扰。”此言一出，钱多多眉头立刻皱起。清丈田亩、改革征收方式，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触动原有里甲、胥吏乃至一些有田大户的格局，极易生乱。平安县这些年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对公平、透明的钱粮管理（主要是钱多多主持），但方文渊的方案显然更加激进、系统，也更具风险。

“其二，吏治整顿。县衙三班六房，人员冗杂，职责不清，多有尸位素餐之辈。本官拟严格考成，汰劣留良，并增设‘劝农司’、‘督工所’等专务机构，选聘有实务经验者（他特意看了一眼孙老倔）充任，专司农桑改良、水利工坊等兴利之事。”这听起来是好事，但“汰劣留良”四字，让堂下一些胥吏头目脸色微变。

“其三，团练改制。”方文渊的目光转向红姑和石磐，“团练保境安民，功不可没。然，其制终非国家经制之兵，员额、饷械、调动，皆无定制，长期来看，易成尾大不掉之患。本官意欲奏请上宪，将平安县团练部分精锐，转为‘乡勇营’，纳入府兵协防体系，给予正式粮饷编制，余者转为农闲操练的保甲民壮。如此，名正言顺，亦便于统一调度支援他处。”

这话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巨石。红姑眼神骤然锐利，石磐面沉如水。团练是平安县的根，是无数像李火火那样的人用血汗乃至生命铸就的屏障。它之所以有战斗力，正因为其乡土性、独立性，以及与石磐等人建立的深厚信任与指挥体系。纳入“经制”，意味着指挥权、人事权、财政权都可能上移，要接受府城乃至更高级别武官的调遣，这是石磐等人绝难接受的。更何况，“尾大不掉”四字，隐隐带着猜忌的意味，令人心寒。

“其四，文教兴革。”方文渊最后看向狗蛋，“杜教谕书院育人，成果卓着，本官深为赞赏。然，科举终以经义文章为正途。书院‘实学’虽佳，亦不可偏废圣贤根本。本官拟拨款扩建县学，聘请名儒主讲，规范课程，使学子既能应试登科，亦不忘‘实学’之要。三省书院可作为县学辅翼，专攻‘实学’一科。”

这看似支持，实则要将三省书院纳入官方县学体系，并明确其“辅翼”地位，核心的经义教育则由“名儒”主导，狗蛋先生的教育自主权和独特理念可能被稀释、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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