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与扶苏皇帝都清楚地看到了关东地区那弥漫的疑虑与隔阂。仅仅依靠减免赋役等普惠性政策,并不足以化解六国遗民心中沉积已久的坚冰。在“郡县新政缓推行”的总体框架下,一项更具针对性、也更为大胆的策略被提上日程——**对六国遗民施行“怀柔政策”,主动施恩,以求笼络人心,消弭隐患。**
这一策略的制定,充满了政治智慧与风险权衡。李斯深知,过于急切或明显的拉拢,反而会引人怀疑,甚至被旧贵族利用。因此,他设计的“怀柔”并非赤裸裸的收买,而是一系列精心策划、看似顺理成章的“施恩惠”。
首先,是在**文化层面**的有限度松绑。李斯建议并得到扶苏批准,下令各郡县搜集、整理在战乱和“焚书”中散佚的百家典籍,特别是原六国之地流传的诗歌、史册(剔除了明显反秦的内容)。这项工作由博士官牵头,并允许地方上有声望的学者参与。此举意在表明新朝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向六国士人传递一个信号:大秦并非要彻底毁灭你们的过去。一些原齐、楚之地的老学者,被征召参与此事,虽然心中仍有芥蒂,但能够重新接触和整理故国文献,内心深处的抵触情绪确实缓和了一丝。
其次,是在**用人政策**上做出微调。李斯向扶苏提出,在选拔基层官吏时,在同等条件下,可适当考虑选用一些原六国之地、素有清名且并无明显反秦言行的地方贤达或他们的子弟。这不算是“举荐制”的回归,而是在严格的考绩制度之外,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给予六国遗民中的温和派一个上升的渠道和归属感。例如,在原韩地,一位以孝悌和学识闻名乡里的旧贵族后裔,被任命为县丞,协助推行新政。这个消息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许多观望者看到了一丝融入新朝体系的希望。
第三,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扶苏皇帝在一次巡幸(规模远小于始皇)规划中,采纳李斯的建议,增加了**祭祀**环节。皇帝并非祭祀六国宗庙(那绝无可能),而是下令修缮并祭祀了一些原六国之地公认的先贤祠墓,如齐地的管仲墓、楚地的屈原祠等。扶苏皇帝亲自前往,以天子之尊行祭拜之礼,并发表祭文,称颂这些先贤的功绩与品德,表示作为天下共主,理当尊崇华夏共有的先贤。这一举动,政治意味极其浓厚,极大地安抚了当地士人民心。许多白发苍苍的旧地老人,看到秦皇帝在自己尊敬的先贤墓前恭敬行礼,不禁老泪纵横,心中对秦朝的敌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丝松动。
第四,是对待**被迁徙的六国贵族**后裔政策上的调整。始皇帝曾将十二万户六国豪强迁至咸阳附近监控。扶苏即位后,在李斯的谋划下,对这批人进行了甄别。对于那些安分守己、已无实际威胁者,适当放宽了监管,允许其在特定范围内活动,甚至允许其中少数有才学者进入较低的官府机构担任文书等职,或进入博士宫参与典籍整理。虽然并未恢复其昔日荣光,但至少使其看到了在秦体制内存活甚至发展的可能,减少了其铤而走险的动机。
这些“怀柔”措施,如同涓涓细流,并非立竿见影,但却在潜移默化地侵蚀着横亘在秦与六国遗民之间的高墙。它们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新朝愿意尊重过去,愿意接纳合作者,愿意共享太平。虽然怀疑和警惕依然存在,尤其是在那些铁心反秦的旧贵族核心圈子里,但在更广泛的六国遗民中间,一种微妙的变化正在发生。坚冰并未迅速融化,但其表面,已经开始出现细微的裂痕。李斯耐心地经营着这一切,他知道,要真正消弭数百年来列国纷争留下的隔阂,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持续而正确的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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