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良犁”在田间地头取得的显着成效，如同一剂效力强劲的催化剂，极大地改善、甚至可以说是重塑了墨家与公输家传人之间的关系。往日那种因理念分歧、门户之见而导致的剑拔弩张、互不服气的紧张对立氛围，在实实在在的成果面前，悄然冰消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对彼此精湛技艺的由衷认可、以及为达成共同目标（改良农具、造福乡民）而产生的、更为理性、务实且富有建设性的交往模式。双方开始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就具体的技术难题进行探讨，甚至能够坦诚地指出对方设计或工艺上的不足之处，并共同寻求改进方案。

借着这股来之不易的和谐势头，李斯这位曾经的帝国丞相，以其深邃的政治智慧和长远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蕴含的更大可能性。他并未满足于仅仅弥合两家工匠的裂隙，而是顺势而为，如同一位技艺高超的园丁，开始小心翼翼地、有意识地将更多不同来源的“活水”——即其他学派的力量和思想，逐渐引入这个小小的、已然显现生机的乡野“实验场”。他旨在将这片试验田，从一个单纯的“技术合作点”，拓展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思想交流平台”。于是，一种更为宏大、也更具深远意义的“百家融合”景象，开始在这片偏远的土地上，悄然“现出雏形”。

这“融合”的雏形，首先也是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在具体的技术研发层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互补与协同创新。

在紧接着启动的、更为复杂的“筒车”项目中，墨、公输两家的合作变得愈发顺畅和深入，甚至开始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墨师凭借其对力学、水文学原理的精深造诣，负责整个筒车的宏观水力计算、核心轮叶的曲面形态设计以及不同流量下的效率模拟推演，力求将自然水能的利用效率提升至最高。而公输纬则充分发挥其家族在精密器械制造、材料处理方面的传统优势，主导关键传动部件（如齿轮、连杆）的选材（是选用韧性更好的青铜还是硬度更高的铸铁？）、复杂结构的精密加工（如何确保齿轮咬合严丝合缝且磨损最小？）以及整体框架的结构强度保障（如何应对洪水期的巨大冲击力？）。他们甚至开始共同探讨一些之前因门户之见而各自都未曾涉足或不敢轻易尝试的新结构、新工艺。例如，为了解决大型筒车中心轮轴在长期高负荷运转下的承重、磨损和润滑难题，他们打破了学派壁垒，将墨家对材料摩擦系数、应力分布的深刻理解，与公输家独步天下的金属热处理（如淬火、退火）、表面渗碳硬化等秘传技艺相结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设计并打造出了一种初步的、内嵌有储油毛毡的青铜轴承套。虽然这轴承套在李斯看来仍显简陋，远不及前世记忆中的滚珠轴承，但在这个时代，却无疑是思路上的重大突破，极大地减少了摩擦阻力，延长了器械寿命。这种超越门户之见的技术交融，如同不同元素的化合反应，催生出了更具创新性、实用性和耐用性的技术成果。

其次，这“融合”更深刻地体现在不同学派思想理念的碰撞、渗透与相互启迪上。

李斯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工匠们的技术合作。他有意识地将这种交流拓展到更广阔的思想层面。他时常邀请乡学中那位德高望重、有着深厚儒家学养背景的桓谨先生，参与他们的项目讨论会。起初，这位满口“仁义礼智信”、习惯于引经据典的儒生，与一群整天和木头、金属打交道的实干工匠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颇有些鸡同鸭讲的意味。桓谨先生更关心的是“礼乐教化”、“君子不器”。

然而，李斯巧妙地加以引导。他请桓谨先生不必谈论具体技艺，而是从“仁政”、“养民”的儒家核心理念出发，来阐述一件像筒车这样的高效水利设施，对于引水灌溉、抗旱保收、从而减轻农夫劳作之苦、使得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进而实现“黎民不饥不寒”的王道理想，所具有的重大社会意义。当桓谨先生用“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使民得水利，乃圣王仁政之显也”这样的话语，将一项具体技术与宏大的治国安邦、仁爱百姓的理念联系起来时，墨师和公输纬等工匠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他们手中那些看似枯燥的技艺、挥洒的汗水，并非仅仅是“奇技淫巧”或谋生手段，而是实实在在地承载着“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深远社会价值，是与圣贤之道相通的。这种价值认同感，极大地提升了工匠们的职业自豪感和精神追求。

反过来，工匠们在讨论中展现出的极度严谨、务实（每一个数据都要求精确验证）、以及面对复杂难题时那种百折不挠、务求找到最有效解决方案的智慧，也让桓谨先生对儒家经典中“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的抽象概念，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切身体会。他亲眼看到，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最终需要实践的检验；一项好的政策或理念，必须通过具体而有效的“器”与“术”才能落到实处。受此影响，桓谨先生甚至开始尝试在他主持的乡学中，打破“君子不器”的传统藩篱，向那些年纪稍长、即将步入社会的学生，介绍一些最基本的杠杆、滑轮等机械原理，以及辨识土壤、根据节气安排农事等实用知识，认为这亦是“明理”的一部分，是将来更好地“服务桑梓”的基础。这一小小的改变，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悄然撼动着传统教育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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