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午后，阳光透过繁茂的槐树叶隙，在书房的地面上洒下斑驳晃动的光点，空气中浮动着草木生长的温热气息。李斯端坐于宽大的书案前，面前铺开着一张上好的素白信笺，他手中拈着一方上等的松烟墨块，在端溪石砚上缓缓地、一圈圈地研磨着，动作沉稳而专注，仿佛在进行一种庄严的仪式。墨香渐渐弥漫开来，与窗外传来的隐约蝉鸣交织，而他的思绪，却已飞越了这乡间的宁静，投向了遥远的咸阳宫阙，投向了那场正于帝国权力中心激烈争辩、关乎未来百年人才选拔制度变革的“制科”之议。经过连日来的缜密观察与深沉思索，他心中对此重大国策，已有了清晰而坚定的评判——他要求自“盛赞此策妙”！

这赞誉，并非出于对旧日权倾朝野生涯的留恋，亦非简单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基于他数十载宦海沉浮、执掌帝国枢机的丰富经验，以及对历史兴衰规律、人性趋利本质的深刻洞察。这声“妙”，是历经沧桑后的洞见，是超越个人得失的远虑。

首先，此策之“妙”，在于其确立了“相对公平，唯才是举”的核心原则，直击旧有选官制度的积弊。李斯回想起自己辅佐始皇帝横扫六合、创立不世之功时，虽也极力主张打破世卿世禄的垄断，大力推行客卿制度，不拘一格拔擢人才如尉缭、王翦等，但终究未能形成一套稳定、透明、可持续的制度体系。人才的选拔，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君主个人的雄才大略、明察秋毫，或权臣重臣的推荐保举，其中难免掺杂个人好恶、裙带关系、门户之见乃至偶然机遇。而这“制科”之议，试图以统一的经义策问为标准，通过公开的考试来衡定士子才学高下，如同当年他力主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一般，是用一种客观的、标准化的尺度来取代主观的、易生弊端的评判方式。尽管这“尺度”本身——考试的内容、形式、标准——未来必然需要不断完善，但其“制度化”、“标准化”的思路本身，无疑是对“人治”选才不确定性与随意性的极大超越。它能最大限度地压缩“任人唯亲”的空间，削弱豪门世族对仕途的垄断，使得无数散落民间、真正有学识、有抱负、有能力的寒门俊杰，如桓谨先生那般虽出身清贫却满腹经纶之士，得以凭借自身努力，冲破出身壁垒，脱颖而出，为国效力。此乃廓清吏治源头之良方。

其次，此策之“妙”，在于其蕴含的“激励向学，教化天下”的深远社会影响，其力远超严刑峻法。李斯深知，一项具有强大导向性的国家政策，其威力何其巨大！一旦“学而优则仕”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通过“不论门第，唯凭考试成绩”的制度化途径得以实现，必将如巨石投湖，在全社会激起巨大波澜。可以想见，无数中下层子弟，乃至更广泛的黎民百姓，只要稍有条件，必将倾尽全力供子弟读书，以期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这将极大地激发整个社会读书向学的热情，促使文化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向下层传播，潜移默化中提升亿万国民的文化素养，强化他们对帝国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此乃“以文化人”、“以学固本”的千秋大业。想想看，届时帝国境内，将是何等“家家弦诵，户户诗书”的向上景象？这股由政策引导而产生的、自下而上的磅礴社会力量，对于凝聚人心、巩固统治、稳定秩序的作用，远比单纯依靠刑罚的威慑或空洞的道德说教，要更为根本、更为持久、也更为有效。

再者，此策之“妙”，更在于其“拓宽统治基础，巩固国本”的长远战略价值。帝国的长治久安，绝不能永远依赖于少数功勋贵族和世家大族的忠诚与能力。将选官的基础，从狭小的特权阶层扩大到整个社会的知识阶层，意味着统治集团能像活水般，不断从民间吸收最优秀的新鲜血液，获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同时也能通过这些来自民间的官员，更真切、更迅速地了解各地的民情民意、利弊得失。这不仅能极大地增强帝国官僚体系的活力、应变能力和执行力，更能有效防止因阶层固化而必然导致的社会板结、矛盾蓄积乃至最终的总爆发。这正如他昔日辅佐先帝修筑郑国渠等水利工程，不能只依赖几条主干渠，还需开凿无数纵横交错的支流、沟洫，方能将水源引至万顷良田，做到旱涝保收，根基永固。科举制，正是为帝国这棵参天大树开凿的无数条“人才之渠”。

“妙！确是安邦定国之良策！”李斯忍不住轻声赞叹，放下已被磨得浓稠乌亮的墨块，眼中闪烁着锐利而欣慰的光芒，仿佛透过眼前的虚空，看到了数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帝国朝堂的景象——那将不再是几张固定的、依靠荫庇的世家面孔，而是汇聚了来自帝国四方、经历层层严格选拔的精英。他们或许出身寒微，或许来自边郡，或许学术观点各异，但都凭借自身的真才实学与不懈努力跻身于此，为帝国的繁荣稳定各展其才。那样的朝堂，无疑比他曾经身处其中、充斥着权力倾轧、党同伐异与门户之争的旧日格局，更具活力，更富效率，也更令人对帝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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