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文感到喉咙发干。“他死了？因为这片鳞片？”

“可能，但不仅仅是死亡，”王美惠走向另一堆资料，“我在战后的档案中找到一些零星记载。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间，台北有位收藏家突然发疯，烧了自己的房子，声称‘黑色的蛇从墙里爬出来’。1958年，高雄有个古董商在店内上吊，遗书只有一句话：‘它们找到我了’。1979年，台南...”

“所有这些人都持有鳞片？”李振文打断她。

王美惠点头。“我追踪了这片鳞片的流转轨迹，从1936年到现在，至少经过九位持有者。每一位都遭遇不幸，或死或疯，或神秘失踪。而我是第十位。”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远处街道传来的模糊车声。展示柜里的鳞片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诡异的油光，那些纹路似乎在缓慢蠕动，像是有无数微小的生物在表面爬行。

“林佑平博士联系过您吗？”李振文打破沉默。

“三天前的凌晨，一封邮件，”王美惠走到电脑前，屏幕保护程序是旋转的银河系，“警告我鳞片的危险，说要在黎明前破坏它。但我试了，没用。”

她操作鼠标，调出一段视频。画面是她的工作台，时间是三天前的凌晨四点左右。视频中的王美惠将鳞片放入一个铜碗中，滴入眼泪——李振文注意到她滴泪的方式很特别，不是直接哭泣，而是用棉签蘸取眼角的泪水，像是某种仪式步骤。

眼泪接触鳞片的瞬间，蓝色火苗燃起。然后王美惠用针扎破指尖，滴入一滴血。火焰变成白色，鳞片开始卷曲，发出高频嘶鸣。但就在看起来要成功时，火焰突然熄灭，鳞片恢复原状，而王美惠手腕上出现了那个印记。

“就像按下电脑的‘重置键’，”她平静地说，“一切回到原点，只是多了个纪念品。”

“您不害怕吗？”李振文惊讶于她的镇定。

“我七十三岁了，李先先，”王美惠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我经历过战争、戒严、亲人离去。恐惧对我来说，就像老朋友一样熟悉。但我也知道，面对未知，恐惧是最没用的情绪。”

她顿了顿，看向展示柜。“这片鳞片在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被历史遗忘的故事。保龙不是神话，至少不完全是。它曾经存在，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人类历史，然后沉睡。现在，它想醒来。而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台湾？为什么是我们？”

李振文想起停尸间地下那只巨大的眼睛。“它说它在‘等待所有的碎片’。十七个鳞片，十七个持有者。我和周世昌已经...接触过它了。我们的鳞片被‘破坏’，但可能只是转化了形态。您这里是第三个。”

“然后还有十四个，”王美惠接话，“散布在台湾各地，可能还有海外。如果林佑平博士的邮件列表是完整的。”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李振文掏出查看，是周世昌发来的信息：

“李兄，找到王老师了吗？我这边有新发现。监控录像被恢复了一部分，那个穿西装的男人——他不是一个人。他离开时有同伙接应，开一辆黑色厢型车，车牌模糊，但车身上有标志：一个眼睛被蛇环绕的图案。我查了资料，这个标志属于一个叫‘守望会’的秘密组织，据说从日据时期就存在，专门处理‘超常现象’。”

李振文把信息给王美惠看。她仔细阅读，眉头越皱越紧。

“守望会...”她喃喃自语，起身走向最里面的书架，踮脚从顶层抽出一本厚重的档案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

她快速翻阅，灰尘在阳光中飞舞。终于，她停在一页泛黄的剪报前，那是1940年的《台湾日日新报》，日文报道，标题是：“民俗学者失踪案新线索？神秘团体‘守望会’浮出水面”。

“中村健一的失踪案，”王美惠指着报道，“当时有传闻说他加入了一个秘密组织，专门研究台湾的‘超自然遗产’。警察调查后说是无稽之谈，但现在看来...”

她继续翻阅，找到另一份文件——1955年的警政档案复印件，关于一起“邪教仪式杀人案”，嫌疑团体就叫“守望会”，描述是“崇拜蛇神，相信世界末日将至”。

“他们不是想阻止保龙醒来，”李振文突然明白，“他们是想控制它，利用它。”

“或者被它利用，”王美惠合上档案夹，“极端信仰团体常常分不清自己是主宰还是工具。”

窗外传来汽车关门的声音。两人同时看向窗户，楼下停着一辆黑色厢型车，车身上果然有一个标志：眼睛被蛇环绕。

“他们找到这里了，”李振文低声说，“我们必须离开。”

王美惠却摇头。“这是我的家，我的研究，我的责任。而且...”她看向展示柜，“如果他们是冲着鳞片来的，那么鳞片在哪里，麻烦就会在哪里。逃跑没用。”

门铃声响起，平稳而持续，每三声一个间隔，像某种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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