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屯的炊烟裹着饭香，在暮色里漫成一片暖黄。沈言坐在王老五家的炕沿上，看着锅里翻滚的鸡汤，油花在水面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像极了这两年村里的日子——从紧绷到松弛，从瑟缩到舒展。

“同志，尝尝咱这新米。”王老五媳妇端来一碗冒着热气的米饭，碗沿还留着柴火燎过的黑痕，“今年雨水足，稻子长得沉，比去年多收了两成。”

沈言接过碗，米粒饱满，泛着自然的白，咬在嘴里带着微甜的回甘。他想起去年来这时，村里还处处是饥荒的影子——土墙上“勒紧裤腰带”的标语褪了色，却还能看出笔锋的急迫；孩子们瘦得像豆芽，瞪着大眼睛看他的帆布包，里面哪怕掉出一粒糖渣，都会引来一阵争抢。

“这两年，真是像换了个世道。”王老五蹲在灶台前添柴，火光映着他黝黑的脸，皱纹里都淌着笑意，“前几年收粮的来，秤杆压得低，还得交‘爱国粮’，家里的存粮连过冬都不够。现在好了，交够国家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想留种留种，想换钱换钱。”

沈言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噼啪”窜高，映得锅里的鸡汤更沸了。他想起刚解放那会儿，村里搞土改，王老五分到了三亩地，夜里抱着土地证在田埂上走了半宿，鞋都磨破了，却笑得像个孩子。那时的土地，还带着战争的创伤，田埂上的弹坑没填平，播下去的种子，一半被鸟啄了，一半被雨水泡烂，可王老五每天天不亮就去守着，像伺候祖宗似的伺候那些青苗。

“去年我家添了头小牛。”王老五的媳妇笑着往沈言碗里夹了块鸡腿，“以前想都不敢想，养牛要上税，还得给队里出工，现在自家养着，开春能耕地，冬天能拉车，年底生了牛犊，还能换两匹布。”

沈言看着院子里拴着的小牛，它正甩着尾巴啃草料，牛毛油光水滑，哪里像从前那些瘦骨嶙峋的耕牛，脊梁骨像串起来的算盘珠。这两年政策松了些，允许农民养“私畜”，村里几乎家家都添了牲口，鸡犬相闻的热闹，把曾经的萧索气驱散了大半。

“张婶家的织布机，前天纺出了第一匹花布。”王老五媳妇又说，“她女儿要出嫁，用自家种的棉花纺的线，染了靛蓝，织了鸳鸯，比供销社卖的还好看。”

沈言想起张婶。去年她还是个沉默寡言的妇人，丈夫被抓了壮丁，留下她和三个孩子，靠着挖野菜度日。后来壮丁政策取消，丈夫竟活着回来了，虽然断了条腿，却带回了攒下的几块银元。两口子把银元换成种子和织布机，日夜忙活，今年春天，三个孩子都穿上了新棉衣，张婶的笑声能传到半条街。

“村里的私塾也开了。”王老五往灶膛里塞了把干柴，“李秀才回来教书了，不收钱，管顿饭就行。前儿我去看，娃们在院里念书，‘人之初’念得震天响，比打打闹闹强多了。”

沈言想起李秀才。从前是个落魄的老学究，穿着打补丁的长衫，靠给人写家书换口饭吃。去年土改分了他一间房，他竟把门板卸下来当黑板，用锅底灰调了水当墨，教孩子们认字。现在村里的娃，兜里都揣着用桑皮纸做的小本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自己的名字，像撒在田埂上的种子，透着股破土而出的劲儿。

夜里，沈言躺在王老五家的偏房，听着窗外的动静。有晚归的村民哼着小调走过，扁担两头的水桶晃出“叮咚”的响；猪圈里的猪拱着食槽，发出满足的哼哼；远处的池塘里，青蛙“呱呱”叫着，和着纺织娘的“唧唧”声，织成一张绵密的网，把村庄裹在中央。

他想起城里的喧嚣。工厂的汽笛声，交易所的喊价声，还有那些明争暗斗的低语，都像紧绷的弦，而这里的声音，是松弛的，是带着烟火气的，像母亲哼的摇篮曲，让人安心。

第二天一早，沈言跟着王老五去田里看稻子。田埂上，几个妇女正弯腰插秧，裤脚卷到膝盖，泥水溅了满身，却笑着打闹，手里的秧苗插进水里，整整齐齐，像一片新绿的诗行。

“这是‘南优二号’，新培育的稻种，产量高。”王老五指着稻穗，眼里的骄傲藏不住，“技术员来教过，说要先泡种，再育秧，不能像以前那样撒下去就不管了。你看这根须，多壮实。”

沈言蹲下身，指尖拂过稻叶，上面还挂着露水，凉丝丝的。他想起去年此时，这片田里还长满了野草，村民们饿得没力气除草，只能眼睁睁看着粮食减产。而现在，田埂被打理得干干净净，灌溉的水渠里淌着清水，远处的水车慢悠悠转着，把河水引到每一块田里，像给土地注入了血脉。

“刘大叔家的鱼塘，今年收了两千斤鱼。”王老五指着远处的池塘，“以前不让私自养鱼，说‘资本主义尾巴’，现在他不光养鱼，还教村里人网鱼的法子，说要办个‘鱼市’，让城里人也尝尝咱这活水养的鱼。”

沈言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几个汉子正在池塘边修补渔网，网眼里还挂着几尾银光闪闪的鱼，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刘大叔坐在塘边抽烟，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去年他还因为偷偷捕鱼被批斗过，现在却成了村里的“能人”，走到哪儿都被人叫“刘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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