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城的华人会馆前，两尊石狮子在南洋的烈日下沉默矗立。沈言坐在会馆的红木椅上，听着来自马来亚各地的华人领袖讲述近况，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手枪——那是一把改装过的驳壳枪，枪柄缠着防滑的布条，是他从一个老兵手里买来的，据说曾跟着主人在滇缅公路上杀过日军。

“沈先生，最近霹雳州的土着帮派又开始闹事，抢了咱们三个橡胶园，还打伤了十几个同乡。”一个戴眼镜的商人攥着拳头，声音发颤，“报官也没用，殖民当局根本不管咱们华人的死活。”

沈言抬眼看向他，语气平静：“报坐标，明天我让人过去。”

这话一出，会馆里瞬间安静下来。在座的都是在马来亚打拼了几十年的老江湖，谁都知道“沈先生让人过去”意味着什么——不是去理论，不是去报官，而是带着枪去“讲道理”。

三天后，霹雳州传来消息：闹事的土着帮派被一锅端了，为首的三个头目被打断了腿，扔进了槟城港；被抢的橡胶园物归原主，土着们还赔偿了十倍的损失。

“还是沈先生有办法！”那个戴眼镜的商人专门跑到槟城道谢，脸上的愁云一扫而空，“现在整个霹雳州的土着都知道，华人的东西碰不得，沈先生的人惹不起！”

沈言笑了笑，没接话。

他知道，这些土着怕的不是他沈言，而是他手里的枪，是那些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手下。

安航安保公司的三百多名武装人员，大多是从内地逃来的老兵。有的参加过解放战争，能在百米外打穿铜钱；有的是抗美援朝下来的，熟悉阵地战和伏击战术；甚至还有几个参加过海南战役的，水性比鲨鱼还好，能悄无声息地摸上敌船。

这些人，往人群里一站和普通劳工没两样，但只要拿起枪，瞬间就能变成猛虎。他们每天雷打不动地训练——五公里越野、射击瞄准、格斗擒拿、战术配合，甚至还有专门的工兵教他们埋地雷、拆炸弹。用张班长的话说：“咱们不是混混，是穿着便衣的兵。”

这天清晨，沈言特意去了槟城的训练基地。

沙滩上，三十名队员正在进行匍匐前进，身上背着三十斤重的沙袋，在滚烫的沙地上爬得飞快，汗水浸透了作训服，在沙地上留下蜿蜒的痕迹。不远处的靶场，枪声此起彼伏，子弹几乎都打在靶心周围，连负责记录的文员都看得直咋舌。

“沈爷，您来啦！”张班长跑过来，手里拿着训练日志，“这拨弟兄是刚从内地过来的，以前都是解放军的班长，素质硬得很，稍加训练就能顶上去。”

沈言看着一个正在拆手榴弹的年轻人，动作娴熟得像在剥橘子，忍不住点头：“是块好料子。”

“他叫李铁柱，以前是工兵连的，拆过的地雷比咱们吃过的米饭还多。”张班长笑着介绍，“这次去霹雳州，就是他带队，用三颗定向雷就把土着的老巢炸平了，没伤着一个自己人。”

李铁柱听到夸奖，黝黑的脸上露出腼腆的笑，手里的动作却没停，转眼间就把手榴弹拆成了零件，又原样组装回去，前后不过三十秒。

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华夏人——哪怕是最普通的农民，也可能在战火里摸爬滚打过；哪怕是刚放下锄头的青年，拿起枪就能成为战士。全民皆兵不是口号，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本能。

沈言让这些人留在身边，不仅是为了保护商路，更是为了给他们一条活路。他们在国内或许是“兵”，到了南洋却成了“难民”，空有一身本事却无处施展，只能在码头扛活，被人欺负。沈言给他们枪，给他们尊严，让他们知道，到了哪里都不能让人看扁。

“沈爷，新加坡的华人商会派人来了，说想请咱们派一队人过去常驻，每月给五千块大洋。”王铁柱匆匆走来，手里拿着电报。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贸易枢纽，华人众多，生意也最复杂。那里不仅有殖民当局的警察，有本地的帮派，还有各种势力的间谍，治安比槟城乱得多。

“让李铁柱带二十个人去。”沈言当即决定，“给他们配最好的枪，再带两门迫击炮，告诉新加坡的同乡，有咱们在，谁也别想欺负他们。”

李铁柱听到命令，立刻立正敬礼：“保证完成任务！”

看着他坚毅的眼神，沈言忽然想起刚到香港时的自己。那时他手里只有一把破枪，身边只有几个弟兄，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而现在，他能调动数百名训练有素的武装人员，能让整个东南亚的华人都挺直腰杆，这一切，靠的不只是钱，更是这些手里的枪，这些愿意为同胞拼命的弟兄。

在东南亚做生意，光靠抱团还不够，还得有让别人不敢惹的实力。

沈言的方便面厂在雅加达刚开业时，当地的荷兰商人联合土着帮派，想把他挤走。他们半夜往工厂扔石头，雇佣地痞骚扰工人，甚至买通海关扣住原材料。

沈言没跟他们废话，直接让张班长带了五十个人过去，在工厂周围架起机枪，又在荷兰商人的别墅外“巡逻”了三天。第四天，荷兰商人就乖乖上门道歉，不仅赔偿了损失，还主动把自己的仓库租给沈言放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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