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祯五年六月至七月，辽东。

时间，在一种近乎诡异的凝滞与暗流汹涌的喧嚣中缓缓流逝。

自宁远城下那场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和谈”之后，辽河两岸，山海关内外，呈现出一幅截然相反却又紧密相连的奇异图景。

清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近乎疯狂的“大迁徙”总动员。

不再有大规模军事调动示警，取而代之的是日夜不息的人流与车马。

以多尔衮、多铎在巨鹿得胜归来的精锐为最后屏障，代善、岳托在盛京坐镇指挥，范文程、宁完我等文臣全力调度。

整个清国的统治阶层连同其能控制的所有人口、牲畜、财物，如同决堤的蚁群，向着东南方向的鸭绿江滚滚涌去。

盛京城，这座曾被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雄主经营、视为龙兴之都的城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空旷下去。

宫殿里的珍宝器皿、档案册籍被装箱运走。

武库中尚能使用的刀枪弓矢、残存火炮被拆卸搬运。

粮仓被搜刮一空；甚至许多房屋的梁柱、门板都被拆下用作渡江筏排的材料。

八旗贵族、官员的家眷车队络绎于途，更多的则是被驱赶着的包衣阿哈，普通旗丁家口，扶老携幼，哭声与呵斥声不绝于道。

沿途丢弃的破损车辆、倒毙的牲口、乃至体弱的尸体，勾勒出一条充满绝望与仓皇的逃亡之路。

鸭绿江边，临时征调、搜罗的大小船只、木筏日夜抢渡，对岸朝鲜义州等地，早有接应的清军和部分被收买的朝鲜地方势力维持秩序，接收人流。

整个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这场关乎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搬家”，以超乎寻常的效率进行着。

多尔衮严令，不惜一切代价速速抵达朝鲜。

他知道，洪承畴给他的“和谈”窗口期不会太长。

而辽东汉军各镇，与清方热火朝天的迁徙形成鲜明对比是近乎死寂的静止。

宁远、锦州、山海关、广宁所有堡垒城池，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

城头旌旗猎猎，哨探游骑照常派出，但规模仅限于防御和侦查，绝不靠近清军主要迁徙路线和盛京方向。

各镇总兵、参将们严格遵循督师行辕的命令，加强戒备，整顿防务，抚恤伤兵，补充粮械。

至于出击？截杀？仿佛那支正在眼皮底下进行史上最大规模撤退的敌军，根本不存在一般。

这种诡异的“默契”对峙，自然逃不过各方眼线，更以八百里加急的密度，持续不断地飞报入燕京紫禁城。

燕京，乾清宫。

刘瑶的震怒，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一份份“清军大肆东逃，我军固守不出”的战报累积，达到了顶峰，又逐渐被一种冰寒的无力感所取代。

“洪承畴在干什么？！多尔衮就在他眼前逃跑，举族搬迁！

他手握十数万大军，就坐在宁远城里看着？！卢象升的血白流了吗？！朕的旨意都成了耳旁风吗？！”

她不止一次在御前会议上，对着内阁大臣和兵部官员厉声呵斥，姣好的面容因愤怒而涨红，眼中燃烧着被轻视、被愚弄的火焰。

一道接一道措辞严厉的谕旨、中旨、口谕，从紫禁城发出，星夜驰往宁远。

“着洪承畴即行督率各镇，出击截杀，务必将建奴主力歼灭于辽东境内，勿使一兵一卒窜入朝鲜！”

“若再逡巡不前，坐失战机，国法军纪俱在！”

“辽东一应军政，朕既付于卿，卿当体朕心，速建殊功！”

然而，宁远方向的回奏，除了最初那份详细陈述“多尔衮妄求朝鲜，已据实上奏”的题本外，对于后续催促出兵的旨意，洪承畴甚至连个回复都没有。

“他在敷衍朕！他在抗旨！”

刘瑶气得摔了茶盏，胸膛剧烈起伏。

她并非不懂兵事，洪承畴的理由有些并非全无道理，但在她看来，这完全是畏敌避战的托词。

是眼睁睁放虎归山的愚蠢，是对她皇帝权威的公然挑战！

她甚至动了立刻下旨，将洪承畴锁拿进京问罪的念头。

但被陈新甲等老成阁臣苦苦劝住。

“陛下，临阵换帅，兵家大忌。洪亨九虽持重，然辽东防务井井有条，未使建奴有隙西犯，倘若仓促易帅，恐生大变。”

“洪督师或确有难处，前线情势，非我等远在京师所能尽知啊。”

刘瑶知道他们说的有道理，可这口气，她实在咽不下。

沈川在塞外连战连捷，开疆拓土，为何朝廷直接掌控的辽东，却如此窝囊？

洪承畴的“持重”，与卢象升的“冒进”一样，都让她感到一种深切的失控与失望。

宁远，督师行辕。

洪承畴的压力，丝毫不比燕京的女帝小。

曹变蛟等将领不止一次私下进言。

“督师，陛下催战的旨意一道比一道急，言辞也……颇为严厉，我等只是固守，恐非长久之计，会不会……真惹恼了陛下？”

洪承畴坐在书案后，神色疲惫却异常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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