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治二年三月，朱佑杬借打击江彬、许泰的机会，对正德朝的“豹房勋贵”势力进行了清洗。

钱宁的结局是典型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悲惨写照。

他作为明武宗最宠信的义子之一，其权势完全依附于皇帝。

朱佑杬为肃清前朝佞幸，对钱宁进行了彻底清算。

钱宁被指控的罪名主要是“私通宁王朱宸濠”。

他曾为宁王恢复护卫出力，并图谋引宁王世子入京，因有干涉皇位继承的嫌疑，触动了绍治皇帝的核心利益。

最终，钱宁被判处凌迟，他的养子钱杰等十一人被斩首，年幼的儿子钱永安虽免死，但其妻妾被罚没为奴，他的家产也被全部籍没。

但绍治帝并没有对“豹房”势力铲草除根，而是坚持“唯才是举，不党不偏”。

他重用当年依附钱宁才被启用的赵世归、汪本忠等人，但一旦发现他们结党营私或能力不济，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贬斥，从而保证了朝堂的相对清明。

最后是强化皇权，重编禁军，一改正德朝的“任性”，每日举行御门听政，同时注重培养继承人。

朱佑杬深知弘治末年“申王之乱”的教训，因此他在绍治二年借打击江彬、许泰的机会，以“加强宫禁”为由，重编禁军，引入兴王府潜邸心腹，并顺势掌握紫禁城大权。

绍治三年三月，有御史弹劾梁储：“年近古稀，神昏智衰，犹复贪位慕禄，恋栈不去，岂非不知耻乎？”同时，还有御史弹劾杨廷和：“位极人臣，恩宠已隆，不思功成身退，以全晚节，反效冯道之四朝为相，恋权固宠，岂圣贤之道乎？”

于是，杨廷和、梁储上书乞骸骨，但朱佑杬挽留。

四月，御史再次弹劾杨廷和、梁储“贪婪权位”，两人再次上书乞骸骨，但朱佑杬再次挽留。

五月，又有御史弹劾杨、梁“不知进退”，两人第三次上书乞骸骨，朱佑杬这才无奈同意。

杨廷和、梁储致仕后，五辅臣只剩下了王琼、毛澄、蒋冕三人，而王琼、蒋冕是朱佑杬一力提拔的，对皇帝言听计从，毛澄刚正，不屑于贪权、争权。

至此，朱佑杬彻底掌握了军国大权。

他经常在宫中阅读奏章到深夜，对朝中大臣的履历、性格甚至地方官员的政绩都了如指掌。

这种“明察秋毫”的作风，让底下的官员不敢欺瞒，极大地强化了中央集权和皇帝的绝对权威。

在培养继承人方面，朱佑杬继位之后，杨廷和等五辅臣便奏请“册封太子，以固国本”。

于是绍治帝顺水推舟，下旨把远在圣洲的原兴王世子朱厚熜与兴王妃郑雨萸接回了神洲，然后在绍治元年五月册封朱厚熜为太子，郑雨萸为皇后。

绍治三年五月，朱佑杬彻底掌握军国大权之后，便为十八岁的太子朱厚熜选了礼部尚书毛澄嫡女毛莹为太子妃，并且让礼部尚书毛澄、吏部尚书蒋冕、兵部尚书王琼担任太子朱厚熜的老师。

同年九月，太子朱厚熜与毛莹大婚。

同年十月，朱佑杬开始让朱厚熜参加早朝听政，并下旨内阁“诸政事先禀太子然后奏闻”。

这时的朱厚熜已经成为了大明王朝的“常务副皇帝”。

朱厚熜经过数年历练，积累了丰富的识人用人的经验，所以他在嘉靖初期提拔了一大批年轻的“技术官僚”，比如着名的水利专家汤绍恩、南大吉，以及造船大匠沈整、邵经济等人。

关于“绍治之兴”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政绩。

第一，政治清明，整顿吏治。

绍治帝朱佑杬极其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与考核，规定知府的政绩直接由皇帝亲自过问，他经常将各地官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随时记录他们的功过。

绍治帝不仅对大臣严厉，对皇亲国戚也毫不姑息。

如果宗室子弟或外戚犯法，他往往从重处罚，这在大明是非常罕见的，极大地树立了朝廷的法度。

尤其是绍治四年平定安化王叛乱之后，许多参与叛乱的宗室都被处死了。

第二，经济复苏，减轻民负。

绍治帝多次下诏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禁止地方官巧立名目乱收费。

他打击豪强地主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行为，鼓励流民返乡垦荒，使得大明王朝的农业经济得到了显着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军事强盛，名将众多，收复关西七卫，设置陇西布政司，这是“绍治之兴”的最大亮点。

“关西七卫”是大明王朝在嘉峪关以西至哈密一带设立的羁縻卫所，用以维护西域通道、抵御蒙古势力。

宣德朝时，大明对这一缓冲带的控制也显着削弱，当时部分卫所发生变故，如“安定卫”在宣德年间参与劫杀朝廷使臣。

至正德末年，它们实际上已经崩溃，并且被吐鲁番汗国吞并。

绍治五年，大明王朝收复关西七卫，设置陇西布政司，乃是“绍治之兴”最辉煌的军事成就。

当时吐鲁番汗国因内乱而衰弱，朱佑杬敏锐地抓住战机，任命名将杭雄、安国、芮宁等人，于绍治五年成功收复了被吐鲁番占领长达数十年的关西七卫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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