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身份…有什么限制？”

我问出这句话，喉咙里像是塞了一把滚烫的沙子。每吐出一个字，都刮得生疼。这不是妥协，是他妈的认输。向这操蛋的现实，向这些操盘手，低头。

那位老人——后来我知道他姓杨，一个简单却重若千钧的姓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变化，仿佛我问的是今天天气怎麽样。

“活着，就是最大的限制。”他声音平稳，没有丝毫波澜，“你们会有一个乾净的过去，一份正当的职业，一处足够安静的住所。代价是，忘记‘飞机’，忘记‘陈子豪’，忘记香港发生过的一切。从此以後，你们是张伟，是…陈默。”

陈默。连名字都他妈给安排好了。沉默是金？去他妈的金。

“职业？住所？”我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扫大街？还是去离岛看水塘？”

杨老人身後一个像是秘书的男人上前一步，递过来两个文件袋。

“张伟先生，您将出任‘环亚风险评估公司’的高级顾问，常驻新加坡分公司。陈默先生，您将进入一家国际物流公司担任安全主管，常驻欧洲。”秘书的声音像机器一样平板，“住所、车辆、初期生活资金都会安排妥当。你们需要做的，是融入当地，低调生活，并定期…汇报情况。”

汇报情况。说得好听。就是他妈的定期接受监视，确认我们这两个不定时炸弹没有乱说话，没有试图回忆起不该记得的东西。

我接过那个写着“张伟”的文件袋，沉甸甸的，里面装着一个陌生人的一生。护照，身份证，学历证明，工作履历…天衣无缝。他们做起这种事来，真是轻车熟路。

陈子豪…不，陈默，也接过了他的那份。他低着头，手指紧紧攥着文件袋的边缘，指节发白，看不清表情。但我知道，他心里那把火，没那麽容易熄。

“那他们呢？”我抬起头，目光越过杨老人，看向一直像个幽灵一样站在阴影里的刑天，“他呢？他付出什麽代价？”

刑天杀了多少人？掀起了多少风浪？他凭什麽能站在这里，像个没事人一样？就因为他最後“拨乱反正”，交出了足够分量的投名状？

杨老人的目光也扫向刑天，眼神里没有任何温度，像是在看一件工具：“邢先生对维护香港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会有他的…归宿。”

归宿？什麽归宿？另一个看不见的笼子？还是继续成为他们手中一把更隐蔽、更锋利的刀？

刑天自己反而笑了笑，那笑容里透着一股子说不清的漠然和…疲惫。他没看我，也没看陈子豪，只是对着杨老人微微欠身：“份内之事。”

我忽然觉得有点反胃。这台戏里，谁他妈是乾净的？谁他妈不是满手血污？只不过有些人血污被擦乾净了，披上了新的外衣。有些人，像我和陈子豪，连血污带过去，被一起扫进了垃圾堆，还得对扫垃圾的人说声谢谢。

“什麽时候走？”我问，声音乾巴巴的。

“今晚。”杨老人回答得毫不犹豫，“会有人送你们去机场。一切手续已经办妥。”

今晚。这麽急。像送走两袋见不得光的垃圾。

没有告别，没有多余的话。我和陈子豪被分别带上不同的车，驶向机场。没有机会再说一个字。

车窗外的香港华灯初上，维多利亚港依旧璀璨迷人。这座城市吞噬了那麽多血肉和秘密，依旧繁华得不近人情。

我看着它，像看着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再见了，香港。或者，永别了。

飞机冲上云层，脚下的灯火变成模糊的光点。我坐在头等舱里，穿着合体的西装，旁边放着一杯香槟，像个真正的成功人士。

只有我自己知道，西装下面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份“安逸”是用什麽换来的。

新加坡。一个乾净、有序、规矩多得让人窒息的花园城市。

我的新“公司”在一栋摩天大楼里，窗明几净。我的新“同事”彬彬有礼，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我的新“工作”…他妈的就是看各种报告，签字，参加一些不痛不痒的会议。所谓的“风险评估”，评估的都是些合法合规到了极点的商业项目。

他们把我当成了什麽都不懂的傻瓜，用这种方式圈养我。

我按时“汇报情况”。每周一次，通过加密邮件，发送一些无关痛痒的生活流水账。那边的回复永远是“收到”两个字。

日子像进了水的沙滩，平坦，苍白，一天天溜走。

我试着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去超市买菜，自己做饭，在乾净得过分的街道上跑步。甚至试着和楼下咖啡馆那个笑容甜美的女店员搭讪。

但每到深夜，那些画面就会找上门。黄毛咧着嘴笑的样子，刀疤躺在床上灰败的眼神，林师傅推开我时那个决绝的动作…还有维多利亚港冰冷的枪声和火光。

我像个被抽空了灵魂的壳，在阳光下行屍走肉，在黑暗里被噩梦啃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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