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岛的最后一个黄昏，我们坐在僻静的海边，看着夕阳将海天染成瑰丽的橘红与粉紫。佳佳靠在我肩上，轻声说：“真舍不得走。” 我搂紧她，感受着那份被海风、静怡和淳朴人情浸润心灵的圆满。那一刻，时光仿佛凝固，所有尘世纷扰都远在另一个世界。

然而，时光从不为谁停留。日历无声地翻到了2025年的深秋。一转眼已经是十八年后。

国庆节的喜庆气氛还未完全散去，单位里却已悄然弥漫开一种不同于节日喧嚣的、微妙而凝重的空气。艳姐即将退休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后，变得愈发明显。艳姐，我们班组乃至整个仓库片区实际上的主心骨，还有一个月就要正式告别她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岗位了。这种“即将缺失”的预期，像一股暗流，开始悄然搅动原本看似稳固的秩序。

我们班组，连同她在内，一共九个人。眼下，一人家里有事休年假，另一人因病上不了班，实际在岗的只有七人。仓库区分为三个主要的库房，原本由我和霞姐，魏姐，张哥负责其中一个一号库房，吞吐量最大的库房，另一个规模稍小的二号库房也是我们四人负责。还有一组4人负责也是大面积的三号库房，人员齐整时，虽然忙碌，但依靠艳姐多年的调度和大家形成的默契，倒也运转有序。

然而，随着人手骤然短缺，平衡被打破了。问题出在那个四人小组负责的三号库房上。四人其中一人休假，这活没法干了，按理说，我们组也休假一个人，人手紧张，他们组三人负责一个库房，理应能维持。但实际情况是，那三人小组内部也出现了状况：两位女同事，玲姐和华姐，分别因身体原因（一位因病背部植入钢板，干不了重活；另一位体质天生瘦弱，负责较重物料时颇为吃力），长期以来在她们原岗位从事相对轻省的辅助性工作。她们明确表示，无法独立接管那个需要一定频繁体力作业的入库工作，希望我们班组能从本已捉襟见肘的三人中，再抽调一人过去支援。

这个消息像一块冰，砸在了我们每个人心上。我们组剩下的三个人，守着两个大库房，日均的入库、出库、盘点、报账，整理压力巨大，每个人几乎都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艳姐虽然即将退休，但依旧顶着压力，带着我们连轴转，努力维持着基本的运转。再去一个人？那简直如同抽掉一根关键承重柱，现有的工作体系可能瞬间崩塌。

“以前她们那边忙不过来，我们没少搭把手，” 艳姐忍不住抱怨，她这半个月上一天休一天，超负荷运转，眼圈发黑，“我们这儿都快烧眉毛了！”

这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人情这东西，就像银行卡中的钱，取多了，余额就见底了。一次又一次的“帮忙”，在对方那里，从最初的感激，慢慢演变成了习惯，最终固化成了某种不言自明的“规则”。当这种“规则”面临挑战时，不满和委屈便如野草般滋生。

艳姐脸色那天很阴沉。她在这个单位干了快三十年，什么风浪都见过，最重情义，也最讲规矩。她私下里找过那两位女同事沟通，也向领导反映过实际情况。但得到的回应，是强调身体确实无法胜任的客观困难；是领导强调没有人只能自已班组解决的表面安抚。面对这种积年的老问题和人情的纠葛，艳姐都显然有些力不从心，只能反复强调“克服困难”、“大局为重”。

终于，在昨晚的协调会上，当对方再次旧调重弹，并隐隐将冰面的裂痕扩大了，艳姐一直压抑的怒火爆发了。

她“啪”地一声合上手中的笔记本，声音不大，却让嘈杂的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她抬起头，目光扫过对方，语气平静，却字字如冰珠砸地：

“情况大家都清楚。以前大库总去替你们的活，那时候人多，现在就剩三个人了，他们守着两个库房，已经是极限。每个人都在硬扛。再去一个人，活就没法干了，安全更是大问题。”

她顿了顿，目光转向那两位女同事，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温和，只剩下一种近乎疲惫的决绝：

“艳玲，竹子，你们的困难，我们理解。但我们的困难，也是实实在在的。以前帮忙，是情分，不是本分。现在，这个情分，实在拿不出来了。”

“我们这边也明确表态这个忙，我们帮不了。库房的工作不能停，如果你们确实无法独立承担，你们那就按程序，正式向车间、向上面打报告，申请加派人手或者调整方案吧。我们这边，三个人，守好两个库房，是底线。”

说完，她不再看任何人，3号库房的玲姐她一个人在默默地说问题，华姐没表态，苏晴姐多年前告诉我的那段话，现在回想起来依然清晰。她说：“当你和别人发生矛盾时，如果有第三个人在场，而这个人正好是与你矛盾对象的朋友，但如果这个朋友在冲突当时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那他其实是在帮你。这样的朋友，其实已经不能算是你对面那个人的‘真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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