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庄线索彻底断绝的第二天，李守兔没有继续在废墟和绝望中徘徊。他像没事人一样，早早起床，去劳务市场转了一圈，接下了一个为期半天、帮忙清理仓库的零工。他需要钱，更需要一个“正常”的、不引人注意的身份掩护。

半天活干完，揣着几十块钱的工钱，李守兔没有回城中村，而是径直去了三花市老城区一片鱼龙混杂的市场。这里充斥着廉价服装、仿古工艺品、旧书摊和各式各样的“江湖行当”用品店。

他在一个堆满旧物的摊位前停下，花了二十块钱，买了一件浆洗发白、但浆洗得挺括的灰色对襟褂子，一双千层底黑布鞋，又在一个卖假古董的摊子上，挑了一副廉价的圆形墨镜，一块边缘磨得光滑的龟壳，几枚看着有些年头的铜钱，还有一沓粗糙的黄表纸和一支毛笔。

最后，他在市场角落一个老瞎子开的“八字算命”摊子旁边，驻足观察了很久，直到老瞎子收摊，他才上前，用两包廉价的香烟，换来了老瞎子那面写着“铁口直断”四个褪色大字的破旧布幡，以及一小截用来画符的、气味独特的陈年朱砂墨。

回到出租屋，李守兔仔细清洗了那件褂子和布鞋，晾干。然后，他对着屋子里一块缺了角的破镜子，开始“装扮”。他换上了褂子和布鞋，将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戴上了那副圆墨镜，遮住了部分面容和眼神。他试着挺直腰背，收敛起平日里的警惕和锋芒，换上一副略带风霜却又透着几分淡然出尘的神态。

镜子里的人，已然不是那个刚出狱、眼神锐利如刀的落魄中年，也不是工地上面容模糊的零工，而成了一个行走江湖、带着几分神秘和沧桑的“算命先生”。虽然行头廉价，但他那股由内而外沉淀出的沉静气质，以及刻意调整过的、略带沙哑的嗓音（在监狱里说话少，本来嗓音就有些变化），竟将这身行头撑起了七八分架势。

他没有立刻出去“营业”。而是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就着昏暗的灯光，用毛笔蘸着兑了水的墨汁，在那沓黄表纸上，反复练习书写一些从老马和曲风齿师傅传承中简化、改造而来的“符箓”图案和卦辞。他写得并不快，但笔触沉稳，带着一种独特的韵律，使得那些似是而非的图案和文字，看起来竟真有几分玄奥感。他还将龟壳和铜钱摩挲得温润光亮，仿佛常年使用。

第三天，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李守兔提着一个小马扎，背着那个装着龟壳、铜钱、纸笔和布幡的旧布袋，走出了城中村。他没有去人流密集的公园或天桥底下——那里是底层江湖术士的聚集地，竞争激烈且容易被城管驱赶。

他的目标，是城市权力机构的周边。

他首先来到了市委、市政府所在的行政区外围。这里街道整洁，绿树成荫，行人大多衣着得体，步履匆匆。他在距离市府大门约莫两百米外的一个街心小花园角落，找了个背阴且不挡道的地方，支开小马扎，将那块“铁口直断”的布幡斜靠在身后的冬青树上，然后便安然坐下，闭目养神，仿佛在等待有缘人。

他这副打扮和选址，很快就引起了路过一些机关干部的注意。一个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科员，最近正为家里孩子升学的事烦心，看到这个气质独特的算命先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了过去。

“师傅，能算算吗？” 科员问道。

李守兔缓缓睁开眼，透过墨镜看了对方一眼，声音平和：“心有所惑，便可一算。不知先生想问何事？”

科员说了孩子升学的事。李守兔让他报出孩子的生辰八字（科员只知道农历生日，李守兔心中快速换算），然后拿出龟壳铜钱，煞有介事地摇晃几下，倒出，根据铜钱正反和位置，结合奇门中简易的占卜方法和察言观色，沉吟片刻，缓缓道：“此子文昌星动，但流年稍有阻滞，需在东南方位静心备考，忌与水相冲之物。家中书房，可置一盆文竹或富贵竹，增其文气。”

他说的都是些模糊但符合常理的建议，东南方位是常规的吉利方位，“忌水”可能暗示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心如水散），摆放绿植更是寻常风水调理。但配上他那沉稳笃定的语气和神秘的行头，竟让那科员觉得颇有道理，连连点头。

“那……师傅，这得多少钱？”

李守兔伸出两根手指：“解惑之资，随缘即可。若觉不准，分文不取。若觉尚可，二百即可。”

科员觉得这价格不算离谱（比一些知名“大师”动辄上千便宜多了），而且对方态度淡然，不像骗钱的样子，便爽快地掏了二百块钱。李守兔接过，道了声谢，并无太多表示。

有了第一个“客户”，而且是市委里的干部，消息很快在小范围内传开。接下来的几天，李守兔换了几个地点，有时在市政府后门的小巷口，有时在法院附近的街角，有时在公安局（他刻意避开了郝木峰分管的核心区域）对面的公交站旁。他从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行踪飘忽，但总能在权力机构附近看到他淡然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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