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禄先生，”他的语气恭敬，带着完成交易后的轻松，也有一丝纯粹的好奇，“您的集市越来越兴旺，货物也越来越有名气。可我每次回到阿尔萨斯，跟同行们说起，总是用‘阿勒河上游那个杨家的集市’，或者干脆就叫‘河口集市’。您这片宝地，还有您身后经营的庄园，难道……就没有一个正式点的名号吗？总不能一直这么模糊地叫着吧？”

另一位常来往于科隆和巴塞尔的布料商也凑了过来，他摩挲着手指上象征行会成员的铁戒指，附和道：“是啊，保禄先生。像科隆、美因茨、威尼斯，名字响亮，听着就让人记住，代表着信誉和规模。咱们这集市，如今在莱茵河-阿勒河商路上也算有一号了，有个正式的名字，生意往来、订立契约、传播名声也都更方便，不是么？”

杨保禄被问住了。他停下脚步，目光越过商人的肩膀，看向繁忙的码头和井然有序的货栈。确实如此。“杨家庄园”、“河口集市”，这些更像是内部约定俗成的描述性称呼，而非一个对外的正式名号。过去规模小，影响力仅限于周边几个村庄，自然不需要。但现在，随着贸易量的增长和影响力的外扩，一个正式、响亮且蕴含意义的名字，似乎成了必须品。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一种面向广阔外界竖立的旗帜。它将在契约、文书、商人的口碑中传播，定义这片土地的本质。

他意识到，这个问题，远不是他凭借集市管理权限就能独自决定的，甚至不是他父亲一个人能轻易拍板的。这关乎整个家族在此地的定位、对未来的期许，以及那份深植于血脉、却必须扎根于异乡土壤的文化认同。

送走商人后，河面的风带着凉意吹来。他揉了揉因长时间保持警觉而有些发酸的颈后肌肉，决定立刻回山腰上的石楼一趟。他需要召集家人，认真商议这件“名号”大事。他需要请教经验丰富、眼光长远的爷爷，听取父亲对战略层面的看法，也需要了解母亲和奶奶——这些维系着家族内部文化传承与日常生活韧性的核心成员——她们最直观的感受和想法。

这个名字，应该既能体现他们杨家的来历与坚守，又能契合这片他们挥洒了十八年汗水、试图建立新秩序的土地，或许，还要能隐约透出他们对未来的、谨慎而坚定的野望。它应该像藏书楼里那些改进过的水车齿轮图纸一样，结构清晰，每一个部件都承担着明确的功能，并且能够有效地联动起来。

暮色渐浓，夕阳给阿勒河谷涂上了一层厚重的暖橙色。杨保禄安排好了最后一支准备在集市过夜商队的驻扎事宜，看着弗里茨手下的民兵点亮了主要通道上的松油火把，这才离开喧嚣渐息的河滩，沿着熟悉的坡道走向半山腰那栋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坚实的石楼。几缕炊烟从石砌的烟囱里袅袅升起，混着柴火和炖煮食物的温暖气息，这是比任何灯火都更令人安心的归家信号。

屋里，一家人刚吃过晚饭。杨亮正用一根烧制过的硬木炭条，在一块反复打磨光滑的浅色木板上写写画画，上面是他计算新垦谷地所需工时和物料的算式。妻子珊珊在收拾陶制碗筷，动作利落。母亲则坐在靠近火塘的凳子上，照看着咿呀学语的小孙子，手里还拿着一件正在缝补的麻布内衣。父亲杨建国靠在火塘边的躺椅里，身上盖着一张灰褐色的狼皮褥子，一场大病让他清瘦了不少，脸颊有些凹陷，但那双看过两个世界的眼睛，在跃动的火光映照下，依旧保持着洞察世事的清亮。

“保禄回来了？”杨亮没有抬头，目光仍停留在木板的数字上，“今天集市上还安稳？”

“嗯，没什么乱子。就是科隆来的老汉斯，交割完预定的铁料后，又提了一次，问咱们这儿到底叫什么名号。他说签长期契书、立商业凭证，总得有个正式称呼，不能老是‘河滩那片杨家的集市’。”杨保禄在父亲对面那张用粗大原木打造的板凳上坐下，给自己倒了碗凉开水，一口气喝了半碗，“我觉得，不能再拖了，是时候定下一个了。”

杨亮终于放下炭笔，用指肚擦了擦木板边缘的炭灰，点了点头。这是个无法再回避的问题。集市日益繁荣，往来文书日趋频繁，一个正式的名号，意味着身份的确立和秩序的起点，是走向更广阔舞台的必要条件。

“是该有个名头了。”火塘边，杨建国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沉稳有力，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们不是流寇山匪，是扎下根来，要在这里建立秩序、传承家业的。说说看，你们都有些什么想法？”

珊珊擦干手，走过来挨着杨亮坐下，她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公公，语气朴实地说：“我觉着吧，名字得好叫，让人一听就记住。咱们是靠这条河活下来的，吃的用的都离不开它，叫‘阿勒庄’怎么样？实在。”她代表了庄园里大多数庄客最直观的感受，生存与土地、河流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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