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耸了耸肩，这个动作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显得格外有力而无奈：“否则，面对河岸两边那些饿得发绿的眼神，我们也只能硬起心肠，扬帆而过。毕竟，慈悲心填不满货舱，也无法用来支付税款。这个世道，能保住自己和自己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番话，剥去了所有温情脉脉的想象，将中世纪欧洲残酷的人口流动现实赤裸裸地展现在杨亮面前。他意识到，自己之前那种指望依靠商人自发性的、基于人情的“捎带”来为庄园补充人口的想法，是何其天真和脆弱。庄园眼下看似稳固的繁荣，就像一座建立在沙堆上的精美城堡，外观或许越来越像样，但其最根本的基石——稳定且可持续的人力资源——却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和加固。外界那个广袤、混乱而悲惨的世界，与阿勒河谷这片被他们凭借超越时代的知识和技术强行开辟、精心打理出来的世外桃源，仿佛被一道道无形的壁垒隔绝开来——信息的不对称、交通的极端困难，以及这个时代社会结构固有的封闭性，共同铸成了这堵高墙。

命名“盛京”，是立下了一个宏伟的志向，是朝着未知海域奋力抛出的船锚。但要让这个名字真正具备吸引力，让远方的的人们像百川归海一样自愿来投，他们还需要更强大的向心力、更通畅的渠道，以及更长时间的积累。眼下，“盛京”依旧只是少数幸运儿和知情者心中的秘密乐园，它的名声，还远远配不上它那雄心勃勃的名字。

那几户最早自发前来、最终被成功吸纳进入庄园的家庭，像投入平静湖面的几颗石子，虽然未能掀起巨浪，却在杨亮的心中漾开了一圈圈持续扩散的、带着探究意味的涟漪。他并没有大张旗鼓，而是以一种近乎观察实验对象的态度，仔细地关注着这些“新庄客”的融入过程。

这些家庭，大多是在原籍地彻底失去生存基础的佃农或破产的小手工业者，经历了失去土地、亲人离散甚至目睹死亡的苦难，才抱着最后一丝微弱的希望，沿着商队成员偶尔泄露的模糊信息，如同追踪风中残丝般找到这里。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珍惜这片能让他们夜里不用担心被劫掠、白天能靠劳作换取足够食物的土地。庄园提供给他们的，不仅仅是工作和食物，更重要的是一种他们从未体验过的“秩序”和“公平”。工钱说多少就是多少，到了发薪的日子绝不会克扣拖延；分配的任务虽然有轻重缓急，但监工的老庄客只会就事论事，绝无随意打骂和人格侮辱；更重要的是，杨家庄园竟然愿意给他们的孩子提供上学识字的机会——学习那种奇妙的方块字，这在他们原来的世界里，是连许多拥有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都不敢奢望的特权。

因此，这些新庄客在学习汉语、努力适应庄园那套严格甚至显得有些苛刻的卫生规矩和集体劳作节奏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近乎贪婪的积极性和顺从性，远远超出了杨亮最初的预期。他们心里清楚，学会这里的语言，遵守这里的规矩，他们的孩子就能在这里真正扎下根，拥有一个与他们自己截然不同的、充满希望的未来。这种强烈的、源于生存本能和家族延续愿望的内生驱动力，使得文化同化的过程异常顺利。不过一两年光景，这些家庭在语言、服饰和日常行为习惯上，已经与庄园的老住户没有太大区别，他们的孩子更是彻底融入了学堂，与杨亮的幼子杨定军这样的“庄二代”玩在一处，口音纯正，思维模式也渐渐趋同。

这个相对成功的案例，与几年前乔治依靠个人关系大规模引入成年流民时的情况，形成了微妙的对比。杨亮清楚地记得，乔治做事确实得力，引入的人口数量可观，在庄园建设初期，极大地缓解了劳动力短缺的燃眉之急。但那批人中，部分年纪较长的流民，在故乡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观念，来到庄园后，虽然对这里的安定和饱足心存感激，但学习新语言、适应新规则的主动性和最终达到的融入深度，反而不如这些后来主动投奔、近乎走投无路的人。他们中的一部分，更像是在这里找到了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是一种“打工者”的心态，而非将自己视为共同建设家园的“建设者”。

正是基于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比，杨亮当年才顶住内部希望快速增加人手的压力，下定决心，停止了大规模的成年流民引入，转而让乔治及其关系网，专注于搜寻因战争、瘟疫失去家庭的孤儿。这一策略，从长远来看，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那些半大的孩子，心智尚未完全定型，如同一张白纸，在庄园相对公平、重视教育和技术培养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他们对杨家的忠诚度、对“盛京”这个共同体的认同感，以及对新知识和规章制度的接受程度，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如今，这批最早来的孤儿们已成长为二十出头的青壮年，他们不仅是工坊、农田和民兵队伍中的绝对骨干，更是杨亮心目中构建未来“新盛京人”的核心样板，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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