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九点整，吴良友准时走进了国安厅审讯楼的专用审讯室。

这间审讯室跟临时讯问室完全不同——面积更大，大约二十多平方米，天花板更高，墙面的隔音软包是深灰色的，比浅灰色的临时讯问室更显压抑。

正中间是一张铁制的深绿色审讯台，台面宽大，上面嵌着两个金属环扣，不过今天没有使用。

两把椅子相对摆放，对面那把是固定的铁椅，椅面和扶手都焊死在地板上，椅腿用膨胀螺栓固定在水泥地面里，纹丝不动。

头顶是两排日光灯管，发出惨白而均匀的光，把整个房间照得没有丝毫阴影，连墙角那台监控摄像头的镜头都在灯光下反着冷光。

程瀚已经被带了进来，坐在对面的铁椅上。

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的棉布夹克，拉链拉到胸口的位置，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领子。

他的头发比上次见面时梳理得更整齐，花白的发丝服帖地贴在头皮上，胡茬也刮得干干净净，看起来像是提前做了准备——或者是看守所里定期理容的结果。

他的手铐搁在面前的台面上，手指交叉叠放，姿态松弛而克制，只有右手拇指的指甲盖上有道新鲜的划痕，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天碰的。

他的脸色依然有些苍白，但眼神平静，目光落在审讯台深绿色的绒布面上，像是在数那些绒布的纤维纹路，又像是在放空自己。

吴良友在他对面坐下。

他没有带文件夹，没有带笔记本，只带了一支黑色签字笔和几张空白的便签纸。

他把便签纸和笔放在台面上，然后抬起头，平静地看着程瀚。

两个人的目光在日光灯惨白的光线下相遇，像是两条平行流淌了很久的河流终于汇入同一个河口，一个带着上游所有的泥沙和沉积，一个带着下游所有的冲刷和沉淀。

审讯室里的排风扇在头顶嗡嗡地响着，扇叶转动时带着轻微的节奏性抖动，像一只不知疲倦的昆虫在头顶盘旋。

暖气管里有水流过的咕噜声，偶尔从某处传来一声电器的轻响，某个继电器吸合或者释放的咔嗒声，像是这间密封的舱室里各种看不见的机械器官在各自运转。

“程瀚，又见面了。”

程瀚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那笑意很淡，像冬日河面上最后一层薄冰，稍稍加温就会碎裂消融：“良友，你能亲自来，说明问题不小。上次你问完老鸦沟，这次又问什么？”

“三年前的五月，你带队进老鸦沟。你在那里停了将近一天。你从老鸦沟地下三十米的一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地下室里搬走了一批东西，用一辆执法车运到了太平市永安巷十七号。那个东西是一个铅箱，大约一米二长、七八十公分宽、七八十公分高，外面裹着三层塑料膜，用钢条焊死了。铅箱很重，两个壮汉抬起来都很吃力。”

吴良友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件已经确认无疑的事实，语调里没有任何上扬或下压的尾音，每个句子都以同样的音高收束，像一列匀速行驶的火车在铁轨上一节一节地碾过。

他没有看程瀚的眼睛，而是看着台面上那几张空白便签纸，手指无意识地转动着笔杆，笔杆在指间转了一圈又一圈，墨蓝色的笔身在日光灯下反射着微光。

程瀚脸上的笑意在吴良友说到“铅箱”两个字的时候就消失了。

那种消失不是逐渐淡去，而是像被人用橡皮从纸上直接擦掉了一样，整个表情在那一瞬间变得平直而僵硬。

他的手指在台面上微微蜷曲了一下，又慢慢松开，蜷曲和松开之间大约隔了两三秒的沉默。

整个审讯室里只剩下排风扇的嗡鸣和暖气管的水流声，在这间密封的房间里，那两种声音像是被放大了十倍，在四壁之间来回弹跳。

“谁告诉你的？”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一些，像一块石头从高处落入深水，在触底之前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动能。

“有人去过了。老鸦沟地下室的检修口被撬开了，里面是空的。铁架台上的灰尘压痕很新——说明东西在三年内被搬走的。你自己算算时间。”

程瀚垂下眼皮，目光落在自己手铐的锁扣上。

他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金属锁扣的表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那个声音极小，但在这间寂静到近乎真空的审讯室里却清晰可闻。

他的拇指在那道新鲜的划痕上来回蹭了两下，像是想用体温把它抚平。

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声音沙哑地开了口：“是，我去了。那批货是我搬的。铅箱也是我送到永安巷的。但我不认识接货的人，也没有打开过铅箱。那个人告诉我——你知道得越少，活得越久。”

“那个人是谁？”

“还能有谁？你查了这么久，不会不知道是谁。除了他，谁有这种权限给我下指令？”

“他让你搬走的那批货，你送到永安巷十七号之后呢？你知不知道后来又怎么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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