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雪的日子比下雪更冷。白天太阳出来，照着漫山遍野的白，反射的光刺得人眼睛生疼。积雪表面融化，夜里又冻上，形成一层坚硬滑溜的冰壳。踩上去咔嚓作响，一不小心就摔个结结实实。山林里到处是嘀嗒的水声，像无数钟表在走，催着人心里发慌。

营地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凝重。粮食彻底断了。最后一点炒面混着树皮粉，熬成照得见人影的稀汤，每人每天只能分到小半碗。浮肿从脸蔓延到全身，很多战士走路都打晃。冻伤恶化，有人脚趾开始发黑、坏死，卫生员只能用烧红的刀子硬剜，惨叫声让人心头发颤。国民党侦察兵那次的短暂接触，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头——他们被困在这里，而敌人正在外面虎视眈眈。

陈锐的伤也在反复，低烧不退，脸色灰败。但他每天依旧强撑着，一个地窨子一个地窨子地巡查，嘶哑着嗓子说些鼓励的话，把分到自己名下的那口稀汤，让给看起来更虚弱的战士。

“不能这么下去了。”这天夜里，在唯一还点着一小堆珍贵篝火的地窨子里，陈锐看着围坐的周正阳、沈弘文和几个营连长，声音因虚弱而低沉，但字字清晰，“坐以待毙，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必须打出去，打谢文东。”

地窨子里一阵沉默，只有柴火噼啪作响。

“打？拿什么打？”一营长声音干涩，“兄弟们走路都费劲，枪都端不稳。谢文东的威虎山，听说是龙潭虎穴，三道关卡，明碉暗堡，当年鬼子围剿了几次都没打下来。”

“所以才要打他。”陈锐咳嗽了几声，“只有打下威虎山，才能抢到粮食、药品，才能让兄弟们活下去，才能在这片山里真正立住脚。谢文东现在以为我们被大雪困死，警惕性最低。国民党那边，刚摸过我们的底，不会想到我们敢立刻动手。”

“怎么打？强攻是送死。”周正阳说。

“不能强攻，只能智取。”陈锐的目光落在周正阳身上，“老周，你亲自带人，去威虎山摸摸底。我要知道进出道路、岗哨规律、兵力分布，特别是——有没有能绕到后山的、不为人知的小路。”

周正阳没有二话，点了点头。他是老保卫，也是老侦察。

“我去。”一直沉默的沈弘文突然开口，“我懂点机械，能看出他们工事的构造弱点。而且……谢文东当年在伪满时，跟我一个远房表叔打过交道，我听过一些他寨子里的事，也许有用。”

陈锐看着他瘦削而坚定的脸，最终点了点头：“好。老周，弘文，你们挑最精干的人，明天一早就出发。记住，你们的任务是眼睛和耳朵，不是手。活着把情报带回来。”

第二天黎明前，周正阳和沈弘文带着四个侦察兵，像五只幽灵，悄无声息地滑出营地，消失在灰白色的山林雾气中。他们穿着抢来的、带着羊膻味的破皮袄，脸上抹着锅底灰和冻土，背着背篓，扮成大雪封山后冒险出来找活路的山民。

这一去，就是七天。

营地里，度日如年。每天都有战士因冻饿或伤病倒下，再没起来。掩埋遗体成了每天清晨最沉重的工作。冻土坚硬，只能挖个浅坑，撒上雪。简单的木牌，写着籍贯和姓名，很快就会被新雪覆盖。

陈锐的烧更重了，有时会陷入短暂的昏沉。但每次醒来，他都逼着自己吃下那点苦涩的树皮糊糊，在地窨子里慢慢活动僵硬的四肢。他不能倒。

第七天傍晚，就在绝望开始像瘟疫一样蔓延时，哨兵发出了暗号——有人回来了！

周正阳和沈弘文几乎是爬回来的。两人衣衫褴褛，脸被寒风割裂出道道血口，嘴唇干裂起泡，眼里布满血丝，但眼神亮得吓人。跟他们去的四个侦察兵，只回来了两个。

“值了。”周正阳灌下半碗温热的雪水，哑着嗓子说，从贴身的、汗湿的怀里掏出一张用炭笔和血（他自己的）画在粗布上的地图。

地图详细得惊人。威虎山主峰像一头蹲踞的猛虎，三道险要关卡分别标为“虎头关”、“虎腰卡”、“虎尾哨”。每一处明堡暗垒的位置、射界、大概守军人数，都用简易符号标注。更珍贵的是，在地图背面，用更细的线条画出了一条几乎与主峰垂直、隐没在悬崖和密林间的曲折细线——那是一条采药人和偷猎者世代口耳相传的“鬼见愁”小道，从后山绝壁攀援而上，可以绕过前两道关卡，直抵“虎尾哨”侧后方。

“这条小路，我们亲自爬了一段。”沈弘文声音嘶哑，但带着技术人特有的精确，“最险的地方，需要绳索和岩钉，垂直落差有十几丈，下面是乱石深涧。但正因为险，谢文东只在这里设了一个了望哨，而且换岗不勤，晌午和子夜前后最松懈。”

“寨子里面呢？”陈锐追问。

“我们没进去。”周正阳摇头，“但抓了个‘舌头’。”他指的是一个下山偷会相好、被他们伏擒的土匪小头目。“拷问清楚了，谢文东本寨有二百多人枪，轻重机枪七八挺，还有两门鬼子留下的迫击炮。粮食囤积很多，药品也有。谢文东本人狡诈多疑，除了几个心腹，谁都不信。但他贪财，而且……一直想弄个国民党给的‘正规’番号，觉得当土匪不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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