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五日，安徽无为县，长江北岸。

风从江面上吹过来，带着水腥味和隐隐的硝烟味。江面宽阔得看不见对岸，只有一片灰蒙蒙的水天相接。偶尔有国民党的炮艇拖着白浪驶过，船上的青天白日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像在对岸挑衅。

独立师——现在番号是第四野战军某师——的驻地设在离江岸五里的一片丘陵地里。帐篷搭在坡上，炊烟在晨雾中袅袅升起。但许多帐篷里空着，战士们都在江边训练。

陈锐站在江堤上，看着眼前这条大河。长江，中国第一大河，古代多少文人墨客为它写诗，现在成了国共双方最后的军事分界线。北岸是红旗招展的解放区，南岸是碉堡林立的国民党防线。过了这条江，就是江南，就是南京，就是蒋家王朝的最后巢穴。

“师长，各营训练情况汇报。”参谋长周正阳拿着一叠文件走过来。

陈锐接过，快速浏览。问题不少：一营三十多个北方战士水土不服，上吐下泻；二营征集来的木船太小，一次只能渡一个班；三营训练登船时，有三个战士落水，差点淹死——都是旱鸭子，见了水就慌。

“告诉各营长，”陈锐把文件递回去，“病号集中治疗，船不够就自己造，不会水就学。一个月内，我要看到全师都能武装泅渡五百米。”

“是！”周正阳犹豫了一下，“师长，还有件事……关秀云同志来了。”

陈锐愣住了：“谁？”

“关秀云。从威虎山来的，带着支前队，三百多人，昨天刚到。”

陈锐的心跳突然快了几拍。关秀云？她怎么来了？从东北到安徽，几千里路，她一个姑娘家……

“在哪？”

“在后勤处，帮着清点物资呢。”

陈锐转身就往回走。脚步很快，几乎是小跑。周正阳在后面追：“师长，等等，还有个会……”

“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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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处设在村头的祠堂里。院子很大，堆满了麻袋、木箱、帆布包。几十个穿着各色棉袄的支前队员正在忙碌，有男有女，大多是三四十岁的庄稼人，说话带着东北口音。

陈锐站在祠堂门口，一眼就看见了关秀云。

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腰间扎着皮带，头发剪短了，齐耳，用两个黑色发卡别着。正蹲在一个木箱前登记物资，手里拿着个小本子，嘴里念着：“手榴弹，五十箱；炸药，二十包；绷带……”

“秀云。”

关秀云抬起头。四目相对的瞬间，时间好像静止了。

她瘦了，黑了，眼角有了细纹，但眼睛还是那么亮，像长白山里的泉水。看到陈锐，她手里的本子“啪”地掉在地上，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周围的支前队员都停下手中的活，看着他们。有人认出了陈锐：“是陈师长！”“秀云，你等的人来了！”

关秀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走过来。每一步都走得很稳，但陈锐看见她的手在微微发抖。

“陈锐同志。”她开口，声音有点哑，“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陈锐想说很多话，想问你怎么来了，想问你一路辛苦吗，想问威虎山怎么样了，但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最后只变成一句：“你……瘦了。”

关秀云笑了，笑容里有长途跋涉的疲惫，也有终于相见的释然：“你也瘦了。比在黑山时还瘦。”

两人就这么站着，看着对方。周围的人都识趣地走开，给他们腾出空间。

“你怎么来了？”陈锐终于问。

“组织上号召支前，威虎山报了名，我被选上当队长。”关秀云说，“三百二十八个人，一百副担架，五十辆大车，走了两个月零七天。”

两个月零七天。从冰天雪地的东北，走到春寒料峭的江南。这一路，多少艰险？

“路上……顺利吗？”

“还好。”关秀云轻描淡写，“过了黄河遇到土匪，打了一仗，伤了三个同志。过了淮河遭国民党飞机扫射，牺牲了两个。其他……都挺好的。”

她说得平静，但陈锐知道，这“还好”两个字背后，是多少生死考验。

“赵政委……”关秀云突然说，“他牺牲的消息传回去时，我哭了三天。后来我想，哭有什么用？他在天上看着呢，看我能不能把他没走完的路走完。”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那双绣着鸳鸯的鞋垫：“我一直带着。走不动的时候，看看它，就有劲了。”

陈锐的眼睛有点发热。他接过鞋垫，布面已经磨损，但鸳鸯图案还清晰，旁边的“平安”二字针脚细密。

“秀云，我……”

“别说了。”关秀云打断他，“我都知道。你在打仗，在拼命，没空想这些。但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

她看着陈锐的眼睛，一字一顿：“陈锐，我等了你这么多年，不想再等了。等打过长江，咱们就结婚，行吗？”

没有扭捏，没有羞涩，像在说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这就是关秀云，长白山里长大的姑娘，直来直去，认准了就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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