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甘肃，金塔。

陈锐已经坐了三天火车，又换了吉普车在戈壁滩上颠簸了整整一天。窗外没有路，只有车轮碾过的车辙，弯弯曲曲伸向远方。看不到一棵树，看不到一间房，看不到一个人。只有无边无际的戈壁，灰黄色的沙砾，偶尔几丛骆驼刺，在风里瑟瑟发抖。

开车的战士姓赵，四川人，二十出头，晒得黢黑。他一边开车一边介绍：“陈总，再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咱们基地就在前面，那片山脚下。”

陈锐点点头，没说话。他看着窗外，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三十年前，1934年，他也是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醒来，身边是湘江边的尸体。三十年后，他又来到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身边是戈壁滩的风沙。

只是这一次，他不是来打仗的，是来造导弹的。

吉普车又颠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一片帐篷前停下。陈锐下车，站在那片帐篷前，愣住了。

这就是导弹基地？

帐篷密密麻麻，像一片白色的蘑菇，在戈壁滩上铺开。帐篷之间有土路，人来人往，有穿军装的，有穿工装的，有光着膀子的。远处有几个正在施工的工地，塔架耸立，机器轰鸣。再远处，是光秃秃的山，寸草不生。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迎过来，穿着军大衣，满脸风霜。他伸出手，嗓门洪亮：“陈锐同志？欢迎欢迎！我是钱继业，基地的，叫我老钱就行！”

陈锐握住他的手，感觉到那只手粗糙有力，满是老茧。

“钱主任，辛苦了。”

“辛苦啥？”老钱哈哈大笑，“你们这些专家才辛苦。来来来，先安顿下来，晚上给你接风！”

所谓的“安顿”，就是一个帐篷。帐篷里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角落里放着两个暖水瓶，一张搪瓷缸。帐篷顶上有个灯泡，用绳子吊着，晃晃悠悠的。

“条件简陋，将就一下。”老钱说，“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只有戈壁滩和风。”

陈锐把行李放下，走到帐篷门口，看着外面的工地。夕阳西下，戈壁滩被染成金色。那些忙碌的人影，那些起吊的塔架，那些闪烁的焊光，在夕阳里显得格外壮丽。

“钱主任，”他说，“咱们有多少人？”

“五千多。”老钱递给他一支烟，陈锐摆摆手不抽，他自己点上，“五千多官兵，一千多技术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大部分人住帐篷，一部分人住地窝子。喝的是苦水，吃的是咸菜窝头。但没人叫苦，没人喊累。”

陈锐看着那些忙碌的身影，心里涌起一股热流。

“那个水，”他问，“有多苦？”

老钱笑了：“明天你自己尝尝就知道了。咱们这儿的水，含碱量大，喝起来又苦又涩。刚来的人都拉肚子，拉上一个月就习惯了。”

晚上，老钱真的搞了一顿“接风宴”。所谓宴席，就是一大盆白菜炖粉条，几个窝窝头，一壶白开水。老钱把开水倒进搪瓷缸里，举起杯：“老陈，以水代酒，欢迎你来！”

陈锐举起杯，一饮而尽。水确实又苦又涩，咽下去喉咙都发紧。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大口吃菜，大口喝水。

老钱看着他，眼里有了笑意。

吃完饭，老钱带他去见苏联专家。

专家住在另一片帐篷区，条件比中国人的好一点——帐篷是新的，每人一间，有电炉子取暖。组长叫谢尔盖夫，四十多岁，秃顶，戴金丝边眼镜，说话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

“陈同志，欢迎。”谢尔盖夫伸出手，握了一下就松开，“听说你是搞火炮的？搞火炮的和搞导弹的，可是两回事。”

陈锐感觉到那语气里的轻视，但脸上不动声色：“谢尔盖夫同志，我是来学习的。导弹方面，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谢尔盖夫点点头，显然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陈锐：“这是我们的工作计划。你们中国人目前的任务，就是配合我们工作，学习基本知识。至于核心技术和关键数据，等你们学会了基础，再说。”

陈锐接过文件，翻了翻。都是些基础内容，真正的核心技术一个字都没有。

“谢尔盖夫同志，”他合上文件，“我想问一下，发动机的设计资料，什么时候能给我们？”

谢尔盖夫的表情变了变，很快又恢复了那种居高临下的笑容：“发动机？那是核心机密。需要莫斯科批准。你们先学基础，基础学好了，再说发动机的事。”

陈锐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点点头：“好，我明白了。”

走出专家帐篷，老钱跟在后面，小声说：“老陈，看见了吧？这帮人，嘴上说帮助，心里防着呢。”

陈锐没说话。他站在帐篷外，看着夜空。戈壁的夜空，星星特别亮，密密麻麻像撒了一把碎银子。

“钱主任，”他突然问，“如果苏联人不给了，咱们自己能搞吗？”

老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老陈，你这话问到点子上了。咱们这些人，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打仗的时候，没有枪，没有炮，咱们从敌人手里缴获。现在搞导弹，没有技术，没有人，咱们自己学，自己干。我就不信，离了张屠户，就得吃带毛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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