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屏幕还亮着，光标在文档末尾一闪一亮。

我坐了太久，肩膀有点僵。手指悬在键盘上，那句序言删了又改，改了又删。

“这是一本……”

写不下去。

不是没内容，是太满了。二十年的事，从第一次拒绝加班开始，到今天林晓带着我的书飞向国际，中间多少人说过我疯了、说我做不成、说高效就是偷懒的借口。

抽屉拉开时发出轻微摩擦声。

里面放着一本旧笔记本，边角卷起，纸张发黄。翻开第一页，是我刚进公司那年记的：

“周三，加班到凌晨一点十七分，项目通过。”

“周五，主管临时改需求，通宵重做，第二天开会没人提我的付出。”

“同事小李住院，诊断过劳性心律失常。”

我记得那天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笑：“值了，总算被领导看见。”

我当时没说话，转身就去人事部调了全组的加班记录。

后来第一场制度战，我就用这份数据打的。

合上笔记本，推回抽屉。

重新看向屏幕。

敲下：

“这不是一本教程，而是一场觉醒。”

接着往下写：“它不属于某一个人，而是所有曾在深夜问过‘为什么必须这样’的人共同的名字。”

鼠标移到“发送”按钮上停了两秒，点下去。

电子稿同步至全球出版平台，封面是红底黑字，《高效职场革命：从内卷到自由》。

发送成功。

我靠进椅背，闭眼三秒。

再睁眼时，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低频运转的声音。手机放在桌角，一直没响。没有祝贺短信，没有媒体来电，连工作群都静悄悄的。

我以为会松一口气，结果胸口反而闷了一下。

就这么完了？

真的有人看吗？

真的有人信吗？

那些还在会议室里被骂“不够拼”的年轻人，会因为这本书改变什么吗？

站起来走到客厅，顺手打开电视。声音不大，女主播正念财经新闻：“本周畅销榜榜首为苏砚所着《高效职场革命》，多国企业宣布参考书中模式调整管理制度。德国某科技公司实施‘成果导向制’后，员工离职率下降百分之三十二。”

画面切到街头采访。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举着书说：“我照着书里的‘任务分级法’跟老板谈，现在不用每天熬到十点。”

镜头扫过地铁车厢，有人在读这本书，旁边乘客探头看封面。

我倒了杯热水，没加茶包。

回沙发坐下，打开匿名社交平台。首页热帖标题写着：“用了书里教的三句话，成功拒绝领导周末加班要求！”

评论区炸了。

“我也试了！我说‘您给的目标和时间不匹配，要不我们重新评估优先级？’他居然答应了！”

“我们部门已经开始共读，每周讨论一章。”

“原来我不是懒，只是被PUA了。”

“找到了组织。”

我嘴角动了下，把页面关掉。

回到书房，电脑还开着，文档状态显示“已保存”。

可我知道，真正的结果不在文件里，也不在热搜上。

而在某个写字楼的格子间，在某个凌晨三点醒来的床上，在某个鼓起勇气说“我不加班”的瞬间。

站起身，走向衣柜。

红色西装挂在最中间，熨得平整，扣子一颗没动。我已经很久没天天穿它了。现在团队人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守边界，不再需要我站在前面挡刀。

伸手摸了下衣领，布料还是挺括的。

像当年一样。

转身走回书桌，合上笔记本电脑。

轻声说：“红色精神，永存人心。”

说完这句话，没觉得多激动，也没想哭。就是心里踏实了。

二十年前那个在工位上写加班记录的女孩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些字能变成千万人的出口。

也不会想到，自己真的走到了这一天。

我拿起水杯准备去厨房倒掉，手机在这时候响了。

是出版社编辑。

“苏总，刚收到反馈，伦敦、东京、纽约三家连锁书店已经断货，加印申请提交了。”

“嗯。”

“读者留言都说——”

我打断她：“我知道他们会说什么。”

电话那头顿了顿：“您真不打算做签售会？”

“不用。”

“可粉丝都想见您……”

“他们见过我。”

挂了电话。

窗外夜色沉下来，楼下的路灯一盏盏亮起。

我走到阳台，风比傍晚凉了些。楼下有情侣走过，女生手里抱着本书，封面朝外。

是红色的。

她男朋友问了句什么，她笑着指了指其中一页，然后两人一起念出声。

我没听清内容。

但我知道那是哪一句。

风把窗帘吹起来一角，我伸手去压。

指尖碰到布料的瞬间，手机再次震动。

低头看，是一条新消息。

来自一个陌生号码。

只有十个字：

“我们开始实行四天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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