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陈默毫不犹豫地绕过柜台，迈步走向男孩，并慢慢蹲下身子，尽可能使自己的目光与对方保持平视状态。他很高，男孩很矮。他站着的时候，男孩要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那种仰视的感觉，男孩很熟悉。他每天都要仰视那个噩梦，仰视那个高大的、像山一样的男人。他不想再仰视任何人了，他不想再怕任何人了。但陈默蹲下来了，蹲到和他一样的高度，让他的眼睛和他的眼睛在一条线上。不是俯视，是平视。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尊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平等，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我认真地听你说”。

然后，他用生平从未有过的温柔语调轻声说道：“别担心，我对你那些所谓的‘宝物’毫无兴趣。事实上，我只需要你之前提到过的那个‘代价’而已。现在，请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吧，困扰着你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呢？”他的声音不大，不响，不刺耳，就是平时说话的那种音量，但落在男孩耳朵里，像是有人在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没事了”。不是“没事了”，是“会没事的”。不是“会没事的”，是“我会帮你”。他没有说“我会帮你”，但他的声音里，有这句话。

男孩的身体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提及“噩梦”本身，对他而言就是一种酷刑。不是“提及”，是“想起”。不是“想起”，是“面对”。他要面对那个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的人，要面对那双像铁钳一样的手，要面对那种被掐住脖子、提起来、喘不过气的感觉。他要面对它们，然后用语言描述出来。他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但他必须做到。因为这是他的“代价”。是进入这场交易的资格，是换取那颗药丸的条件，是活下去的机会。他必须抓住，不能放手，不能犹豫，不能退缩。

他低下头，嘴唇紧紧抿着。他的嘴唇在抖，不是抖，是抿。他把嘴唇抿得紧紧的，像是怕有什么东西从嘴里跑出来。不是“东西”，是“声音”。是哭的声音，是叫的声音，是求救的声音。他不能哭，不能叫，不能求救。没有人会来，没有人会救他，没有人能帮他。他只能靠自己，靠那颗药丸，靠那个能让他变强的力量。

过了很久，他才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每天晚上……我都会梦到……他。”那声音太小了，小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小到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小到像是怕被谁听到。不是“怕被谁听到”，是“怕他听到”。怕那个噩梦听到，怕那个人听到，怕那个掐他脖子的手听到。他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突然出现，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知道他在这里说这些。他怕，他怕得要死，但他还是在说。

“他有很大的手，像铁钳一样。”不是“大”，是“巨大”。不是“巨大”，是“像铁钳”。铁钳是钳子，是夹东西的，是固定东西的，是不让东西动的。那双手，就是铁钳。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拎起来，不让他动，不让他跑，不让他喊。他像一个东西，被夹住，被固定，被控制。不是“控制”，是“囚禁”。囚禁在他的身体里，囚禁在他的恐惧里，囚禁在那个永远醒不来的噩梦里。

“他很高，像一座山。”不是“高”，是“很高”。不是“很高”，是“像一座山”。山是挡在面前的，是翻不过去的，是压下来的。那个人就是山。挡在他面前，翻不过去，压下来，把他压扁。他不能呼吸，不能动弹，不能思考。他只能被压着，被压着，被压着。

“他喝酒之后，眼睛就是红色的。”不是“红色的”，是“红的”。不是“红的”，是“像血”。像血一样红，像火一样红，像地狱一样红。那双眼睛在黑暗里发光，在梦里发光，在他的记忆里发光。他闭上眼睛就能看到，睁开眼睛也能看到。它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永远都在。

“在梦里，我跑不掉，也喊不出声。”跑不掉，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跑。家就这么大，房间就这么大，床就这么大。他往哪里跑？他能跑到哪里去？他跑不掉，所以他只能站在那里，站在那里被掐，站在那里被打，站在那里被骂。喊不出声，是因为喉咙被掐住了。声音出不来，气出不来，呼吸出不来。他张着嘴，但什么都没有。没有声音，没有空气，没有希望。

“他会……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拎起来……”不是“掐”，是“锁”。不是“拎”，是“提”。像提一只小鸡，像提一个东西，像提一件没有生命的、可以随意丢弃的、不值钱的垃圾。他被提起来，脚离地，身体悬空。他像一个挂在钩子上的肉，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我喘不过气，我能听到骨头在响……”不是“响”，是“咯吱”。是那种快要断掉的声音，是那种“再用力一点就断了”的声音。他听到了，他听到了自己骨头在响，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在停，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在慢。他在想，也许这一次，他就要死了。也许这一次，他不会醒过来了。也许这一次，噩梦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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