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漂泊异域一百四十余年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毅然发动武装起义，挣脱沙俄的残酷统治，踏上东归故土的漫漫征途。这支由三万余户、十七万余人组成的迁徙大军，冲破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跨越冰封雪岭、茫茫戈壁，历经半年艰苦跋涉，付出近十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最终抵达中国新疆伊犁，实现了“回归祖国、重归故土”的夙愿。土尔扈特部东归，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路途最遥远的民族大迁徙，彰显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也成为乾隆朝扞卫国家统一、安抚边疆民族的光辉典范，被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史册上。

一、背井离乡：土尔扈特部的西迁与异域苦难

土尔扈特部是漠西蒙古厄鲁特四部之一，原本游牧于天山北路的雅尔地区（今新疆塔城以西），与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世代相处，过着“逐水草而居、牧牛羊而食”的游牧生活，始终隶属于中国中央政府管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明末清初，漠西蒙古各部陷入纷争，准噶尔部势力崛起，首领噶尔丹不断扩张，欺压其他部族，土尔扈特部不愿受准噶尔部的奴役与控制，加之牧场被准噶尔部侵占，生存空间日益狭窄。为了寻求安宁的游牧之地，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率领部众三万余户、十余万人，毅然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向西迁徙，踏上了寻找新牧场的漫长征程。

土尔扈特部的西迁之路异常艰难，他们穿越茫茫戈壁、险峻高山，历经数年跋涉，最终抵达伏尔加河下游的草原地区。当时，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尚未被沙俄完全控制，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适合游牧生活，土尔扈特部在此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游牧政权，过上了短暂的安宁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沙俄帝国的不断扩张，伏尔加河下游地区逐渐被沙俄侵占，土尔扈特部的苦难也随之开始。沙俄政府为了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对土尔扈特部采取了“高压统治、分化瓦解、强制同化”的残酷政策，企图彻底征服土尔扈特部，将其变为沙俄的附庸。

在政治上，沙俄政府不断干涉土尔扈特部的内部事务，废除土尔扈特部传统的部族首领选举制度，强行任命沙俄亲信为官员，剥夺土尔扈特部首领的统治权；同时，沙俄政府不断分化土尔扈特部的内部势力，挑拨部族贵族之间的矛盾，削弱土尔扈特部的凝聚力，使其陷入分裂与内乱。

在经济上，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部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强行征收高额的赋税与牛羊，掠夺土尔扈特部的财富；同时，沙俄政府限制土尔扈特部的游牧范围，将肥沃的牧场划归沙俄贵族与哥萨克人，迫使土尔扈特部迁往贫瘠的地区，导致土尔扈特部的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部众生活日益困苦。

在军事上，沙俄政府强行征召土尔扈特部青年参军，参与沙俄发动的对外战争，充当沙俄扩张的“炮灰”。仅在1768年至1770年的俄土战争中，沙俄就征召了数万土尔扈特部青年参军，其中绝大多数人战死沙场，再也未能回到家乡。土尔扈特部的人口因此大幅减少，部族濒临灭亡的边缘。

在文化上，沙俄政府强行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禁止土尔扈特部信仰藏传佛教，烧毁喇嘛庙，迫害僧侣；强迫土尔扈特部民众学习俄语、改用俄文，放弃自己的语言与风俗习惯，企图彻底磨灭土尔扈特部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认同。

更为残酷的是，沙俄政府企图将土尔扈特部彻底变为沙俄的“永久臣民”，计划将土尔扈特部迁徙至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进一步加强对其控制与剥削。面对沙俄的残酷统治，土尔扈特部众日夜思念故土，渴望能够摆脱沙俄的奴役，重返祖国的怀抱。土尔扈特部的历代首领，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多次派遣使者前往中国，与清廷取得联系，请求清廷出兵援助，帮助他们摆脱沙俄的统治，重返故土。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派遣使者萨穆坦，历经数年跋涉，抵达北京，朝见康熙帝，向康熙帝陈述了土尔扈特部的苦难处境，表达了重返故土的迫切愿望。康熙帝对土尔扈特部的遭遇深表同情，派遣内阁侍读图理琛率领使团，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慰问土尔扈特部众，传递清廷的关怀与支持。图理琛使团在土尔扈特部停留了数月，与阿玉奇等人亲切会谈，坚定了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的信念。

此后，土尔扈特部与清廷始终保持着秘密联系，历代首领都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重返祖国的时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渥巴锡继承土尔扈特部首领之位，此时的土尔扈特部，在沙俄的残酷统治下，已濒临绝境，重返祖国的愿望愈发迫切。渥巴锡年轻有为、英勇果敢，他深知，若不尽快摆脱沙俄的统治，土尔扈特部必将走向灭亡。于是，渥巴锡下定决心，率领部众发动起义，踏上东归故土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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