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桂是清廷的老将，战功赫赫，深受乾隆帝的信任，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多年，是和珅专权的最大障碍。和珅多次利用职权，诬陷阿桂，试图将他扳倒。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甘肃发生苏四十三起义，和珅趁机举荐阿桂前往镇压，同时暗中指使党羽在乾隆帝面前诋毁阿桂，称其“作战不力、拖延战机”，试图让乾隆帝治罪阿桂。尽管阿桂最终成功镇压了起义，但和珅的诋毁还是让他受到了乾隆帝的斥责，逐渐被架空，失去了对军机处的实际控制权。此后，阿桂虽仍担任首席军机大臣，但凡事皆需听从和珅的安排，无法再与和珅抗衡。

御史钱沣是着名的清官，为人正直，多次弹劾和珅的党羽，揭露和珅的贪腐行为。和珅对钱沣恨之入骨，多次设计陷害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钱沣准备弹劾和珅贪腐的罪证，和珅得知后，抢先一步，在乾隆帝面前诬陷钱沣“诬告重臣、心怀不轨”，同时暗中派人下毒，将钱沣害死在任上。钱沣的死，让朝廷中的反对势力受到了极大的震慑，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弹劾和珅。

内阁大学士刘墉，为人清廉、刚正不阿，也因不满和珅的专权而受到打压。和珅利用自己的权势，多次在乾隆帝面前诋毁刘墉，称其“办事拖沓、无所作为”，使得刘墉长期得不到重用，只能担任一些闲职，无法参与核心政务。此外，和珅还对其他反对自己的官员展开了残酷的打压，通过诬陷、弹劾、流放等方式，清除了自己专权路上的所有障碍，使得朝野上下，再也没有人敢与他抗衡，彻底实现了独揽朝政的目的。

二、独揽朝政：操控政务的全方位渗透

和珅掌控权势后，将清廷的政务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官员任免、财政收支，到军事调度、文化教育，再到地方治理、外交事务，他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渗透与操控，使得清廷的行政体系彻底沦为他谋取私利、巩固权势的工具。

人事操控：卖官鬻爵，党同伐异

人事任免权是和珅独揽朝政的核心手段，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官员的任免视为自己敛财与培植党羽的工具，大肆卖官鬻爵、党同伐异，彻底破坏了清廷的选官制度。

在官员选拔方面，和珅完全摒弃了清廷“科举取士、择优录用”的传统，将官职明码标价，有钱者只需向他缴纳足够的“孝敬”，便能获得相应的官职，无论其才华与品行如何。例如，一个知县的职位，标价数千两白银；一个知府的职位，标价数万两白银；而总督、巡抚等封疆大吏的职位，标价则高达数十万两白银。当时的官员，无论是出身寒微的读书人，还是贪图权势的富商巨贾，只要能向和珅缴纳足够的钱财，就能获得官职，而那些真正有才华、有品行的读书人，却因没有钱财贿赂和珅，往往得不到重用，只能埋没于民间。

在官员考核与晋升方面，和珅同样一手操控。清廷原本有严格的官员考核制度，每年对官员的政绩、品行进行考核，考核优秀者才能获得晋升。但在和珅的操控下，官员的考核制度形同虚设，考核结果完全取决于官员对和珅的“孝敬”多少与依附程度。凡是定期向和珅缴纳“孝敬”、唯和珅马首是瞻的官员，无论政绩如何，都能获得晋升；凡是不依附和珅、不向和珅缴纳“孝敬”的官员，即使政绩突出，也会被和珅以各种理由打压，无法获得晋升，甚至会被降职调任。

此外，和珅还通过“任人唯亲”的方式，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重要职位上，形成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局面。他的亲戚、朋友、仆人，甚至连他的家奴，都因他的权势而获得了官职，成为清廷的官员，这些人大多没有任何才华与品行，只会凭借和珅的权势，在任上贪腐敛财、欺压百姓，进一步败坏了官场风气。

财政垄断：贪腐敛财，中饱私囊

和珅长期担任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掌控着清廷的财政收支与皇帝的私人财产，他利用手中的财政大权，大肆贪腐敛财、中饱私囊，将清廷的国库与皇帝的私人财产，变成了自己的“提款机”，彻底破坏了清廷的财政体系。

在财政征收方面，和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不断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他不仅严格征收清廷规定的赋税，还额外设立了各种苛捐杂税，如“火耗银”“养廉银加征”等，将大量的财富从百姓手中搜刮到清廷国库，再通过各种手段，将国库中的财富据为己有。例如，他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规定地方官员在缴纳赋税时，必须额外缴纳一定比例的“火耗银”，美其名曰“弥补铸币损耗”，实际上，这些“火耗银”大多被和珅与地方官员私分，成为他们贪腐敛财的重要途径。

在财政支出方面，和珅同样大肆贪腐。清廷的每一笔财政拨款，无论是河工修缮、赈灾救济，还是军事开支、宫廷建设，和珅都会从中克扣一部分，据为己有。例如，乾隆帝多次下令拨款修缮黄河堤坝、疏浚运河，和珅便与负责河工的官员相互勾结，克扣河工拨款，将大部分钱财私分，而用于河工修缮的资金，仅占拨款的一小部分，导致河工修缮偷工减料，堤坝质量极差，频繁出现溃口，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此外，和珅还利用内务府总管的职权，克扣宫廷的开支，将皇帝的私人财产据为己有，宫廷的衣物、食品、珠宝等物资，大多被他私自挪用、变卖，成为他积累财富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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