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轨愣住了。他从未这样分类过。

“朕替你说吧，”李承乾道，“因番薯藤过界、因麻辣烫配方争执、因急递署快脚撞人、因银行兑付纠纷……这些‘新事物纠纷’，至少占三成。而这些纠纷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新政推行的顺不顺，百姓对新政信不信。”

他站起身，走下御阶：“诸卿，治国不是吟诗作对，不能总说‘大体尚好’。得拆开来看，一点点算：哪些事做成了，哪些事卡住了，卡在哪儿，为什么。这绩效考核表，就是拆解的工具，是看病的脉案。”

走到侯君集面前时，皇帝停下脚步：“侯尚书，你那饼状图，看懂了吗？”

侯君集老脸一红：“臣……惭愧。”

“看不懂不丢人，不想看才丢人。”李承乾拿过他手里的表格，指着那个“饼”，“你看，你提了十条军械改良建议，格物院采纳三条，正在研究四条，否决三条。为什么否决？表格后面附了格物院的说明：一条成本过高，一条技术不成熟，一条与现有军制冲突。”

他把表格塞回侯君集手里：“有了这个，你下回提建议，是不是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了？是不是比拍脑袋空想强？”

侯君集盯着那个“饼”，半晌，瓮声瓮气道：“臣……明白了。”

“明白就好。”李承乾走回御座，“这季度考核，朕不要你们立刻适应。朕只要你们做一件事：认真填。填的时候想想，你每日忙的那些事，到底有多少真正有用？有多少是在重复？又有多少该做却没做？”

他坐下，最后说：“三个月后，朕要看这些表格。看大唐的朝堂，是不是比现在更清醒一点，更实在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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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朝的钟声像救赎。百官如蒙大赦，却无人敢立刻离开——手里的表格重如千斤，压得他们迈不动步。

长孙无忌没有随人流散去。他让随从先回府，自己慢慢踱向尚书省的值房。六十五岁的三朝元老，脚步有些蹒跚，背脊却挺得笔直。

值房里已备好热茶，但老臣无心饮用。他在案前坐下，展开那份属于自己的表格。厚厚七页纸，从“劝谏记录”到“指导后进”，从“政策建议”到“应急处突”，林林总总三十八项指标。

最刺眼的是第一页右上角那行红字：“辅政大臣考核权重：普通官员1.5倍。”

权重高，意味着要求更高，扣分更多。

长孙无忌提起笔，笔尖悬在“劝陛下上朝次数”那一栏，久久落不下去。上月皇帝缺席早朝四次：一次是去京郊视察春耕，一次是微服探访西市物价，一次染了风寒，还有一次……是去澄心苑看他这个“辅政大臣”疗养归来。

这怎么劝？劝皇帝别关心农事？别体察民情？别生病？还是别关心老臣？

笔尖颤抖，一滴墨滴在纸上，晕开一小团污迹。老臣慌忙用纸去吸，越吸越脏，最后颓然扔笔，仰靠在椅背上。

窗外，暮色渐合。值房里没有点灯，昏暗笼罩下来，像口无形的棺材。

门被轻轻叩响。

“进来。”

进来的是戴胄。户部尚书手里也捧着表格，还有厚厚几本账册，但神色从容许多。他在长孙无忌对面坐下，看了眼桌上那团墨污，没说什么，只是默默点亮油灯。

灯火跳起，照亮两张皱纹深刻的脸。

“长孙公，”戴胄开口，声音平静，“下官上月也在为这表格发愁。”

长孙无忌闭着眼：“戴尚书年轻，学得快。”

“不是年轻，”戴胄摇头，“是下官想通了一件事。”他翻开自己表格的某一页，“您看这项：‘提出财政革新建议数’。上月下官提了八条，陛下准了三条。若按旧时想法，准三条就是圣眷，该知足。可对着这表格细想：那五条为什么没准？”

他指着表格附页：“这里写着呢：一条因牵涉过广需缓行，一条需与刑部会商，一条数据支撑不足，一条……”他顿了顿，“一条陛下直接批了‘异想天开’。”

长孙无忌睁开眼。

“下官当时脸也烧。”戴胄笑了笑，“可后来想，陛下批‘异想天开’，总比敷衍一句‘知道了’强。至少知道那条路走不通。下个月提建议，就会绕开那个方向——这难道不是进步？”

他拿起长孙无忌的表格，翻到“指导后进”一栏：“比如这项，长孙公您上月指导过下官三次，指导过刘仁轨两次，指导过新任的汴州刺史一次——这不都记着吗？成效呢？下官那次您指点的是番薯税与粮价的平衡，后来下官调整方案，预计可增国库五千贯。这就是成效，您写上去啊。”

长孙无忌怔怔听着。油灯的光在他眼中跳动。

“可这些……本就是分内之事。”老臣声音沙哑，“也要拿来计分、考评？”

“为什么不能？”戴胄反问，“分内事做得好，不该记功？长孙公，您是三朝元老，经验智慧难道只该藏在肚子里，带进棺材？写下来，传下去，让后来人少走弯路——这不比那些虚头巴脑的‘德高望重’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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