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理解这个数字的意义，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宋代耕地面积的巅峰（天禧五年）大约是五百多万顷。”

“元朝岁入粮食的峰值在一千二百多万石左右。而在朱元璋轻税政策下的洪武二十六年，明朝的岁入粮食却超过了三千二百万石。”

“从岁入的巨大差距，完全可以推断出，朱元璋时期的耕地规模，已经远超前朝鼎盛时期的水平。”

“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和制度，构成了朱元璋“文治”最坚实的底座。它们或许没有那么多风花雪月的故事，却关系着最根本的国计民生！”

大汉。

汉文帝刘恒听着天幕所言，神色露出一丝凝思和无奈。

他缓缓开口，道：“天幕此言，虽直白刺耳，却……并非虚言。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朕之所愿。然田赋虽减，黔首之苦未全消，其中梗阻，确在豪强兼并、侵渔小民。”

刘恒扫了一眼众人，道：“诸卿，于此事，我朝……可有良策？”

周勃眉头紧锁，出列道：“陛下，豪强多与地方官吏勾连，根深蒂固，且其中不乏有功之臣后裔、地方大姓。若操之过急，强力摧折，恐生变乱，动摇国本。高皇帝与吕后时期，亦多以安抚为主。”

陈平沉吟道：“陛下，天幕所言‘无为而治，放任自流’，或许言重。然我朝初立，确以安定为要。整治豪强，需吏治清明，法令周密，非一日之功。需从长计议。”

贾谊开口道：“陛下！天幕所述后世朱元璋，虽……手段酷烈，然其‘永不起科’鼓励垦荒，清丈田亩，严惩贪腐豪强，确使轻税之利直达编户齐民！其魄力与决心，古今罕见！我朝欲使陛下仁政真正惠及天下苍生，非下决心整顿不可！否则，三十税一之美名，恐真如天幕所言，大半落入豪强囊中！”

太子刘启此时也忍不住道：“父皇，那朱元璋定赋三十税一，竟与父皇不谋而合。然其能以霹雳手段，确保政令下通，使耕地激增，国力迅速恢复，此等执行力……儿臣以为，虽有伤仁厚之名，于国于民实效，恐不容小觑。”

刘恒闻言，道：“贾生所言，朕知之。太子所见，亦有其理。然为政之道，需因时、因势、因人。秦以严刑峻法速亡，高皇帝约法三章而得天下。朕承袭大统，时值天下疲敝，人心思安，故以‘无为’示天下，与民休息，此乃时势所需。”

“然无为非不为，更非放任豪强坐大、鱼肉乡里。轻税之本意，在养民，非肥豪强。天幕今日之言，如警钟在耳。我朝日后施政，于抑制兼并、察举良吏、畅通政令之上，确需更加着力。唯其如此，方不负文景之治名，方能使百姓实受朝廷恩泽。”

“后世这朱元璋，为百姓计，敢行非常之事，甚至不惜人头滚滚，其心志之坚，手段之决，朕……虽未必尽取，却也不得不承认，他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至少，他让那三十税一，落在了该落的地方。”

大唐。

李世民听得专注，满是深思。

“好一个洪武皇帝！”李世民赞叹道：“立国之后，能定此三十税一之制，竟与汉文景比肩，更有永不起科之旷古仁政！杀豪强以平民愤，通政令以实惠及下……短短一代，便能将破碎山河整顿至耕地倍增，岁入远超前朝！此等治国之能，简直骇人听闻！”

他转向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玄龄，克明，你们听听！这才是真正破而后立的大手笔！非有绝大魄力、绝强手腕，不能为此！”

房玄龄点头道：“陛下所言极是。观洪武之政，其核心在于普惠小民与中央威权并举。轻税薄赋以养民力，严刑峻法以惩豪猾、肃贪腐，确保朝廷恩泽不被中间盘剥。更以永不起科激励垦殖，实乃深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精髓。其效率之高，恢复之速，确非常人所能及。”

杜如晦接口，“然其手段，亦可谓酷烈至极。人头滚滚四字，道尽其肃杀之风。此举固然能收一时之奇效，震慑宵小，然非以礼导之，以制约之，恐非长治久安之道。我朝贞观律宽平，亦能致治，可见为政非独恃严刑一途。”

魏征直言不讳：“陛下，房杜二公所言俱是。朱元璋之能，臣亦佩服。然其治国，似过于倚仗帝王个人之威权与酷烈手段。轻税虽善，然若无其继任者之雄才或持续之高压，此政能否持久？豪强虽暂慑，其根源未除，一旦朝廷威权稍弛，是否死灰复燃？其法可借鉴，然其道，未必可全盘效仿。为政当如陛下常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需刚柔并济，教化与律法并行，方是正道。”

李世民听了，颔首微笑：“玄成此言，老成谋国，深得朕心。朱元璋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成就非常之功。其行事如烈火燎原，迅猛而彻底。朕治国，更愿如春风化雨，虽缓而能入肌理。他杀豪强以平民怨，朕则欲以科举、均田、府兵等制，从根本处消解兼并、分散权势，使豪强无由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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