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总基地苏布雷卢克斯城，新历17年9月5日，夜。城市是建在废墟上的。不是慢慢建的，是忽然建的，像一株从地里长出来的毒蘑菇，一夜之间就撑开了伞盖。黑色的建筑，黑色的街道，黑色的灯。灯是白的，但灯罩是黑的，光从缝隙里漏出来，很弱，很淡，像一个人垂死时的眼神。

苏布雷卢克斯坐在顶层办公室里。他已经六十七岁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但眼睛很亮，不是被光照亮的亮，是另一种亮——是那种烧过了头的炭火，快要灭了反而更亮的那种光。他在这里坐了三十年，从STA创立那天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是他选的，是他打下来的。从一个人，一把枪，一张桌子，一间地下室，打到今天。STA有十五万兵力，有战机，有坦克，有导弹，有那些从黑金国际废墟里扒出来的、还不成气候的技术。它不是一个国家，但它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像国家。它不纳税，不选举，不演讲，不承诺。它只做一件事——赚钱。

钱能买到一切，买不到的东西，就用枪。枪买不到的，就用命。命也不够的，就等。等到那些不愿意卖的人死了，他们的孩子就愿意卖了。等到那些不愿意卖的孩子也死了，他们的孙子就愿意了。他等了很久，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牙齿掉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身体里的零件一件一件在坏。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但他知道，他死了，STA不会倒。不是因为STA多强大，是因为STA不需要他。STA需要的是钱，是枪，是那些愿意为了钱卖命的人。他不在了，还会有人来。来了，就会接着干。干到死，换了人，继续干。STA是一台机器，他只是一个零件，零件坏了，换一个。机器不会停。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苏布雷卢克斯城的夜景，黑色的建筑，黑色的街道，黑色的灯。他看见远处的工厂还在冒烟，看见远处的兵营还亮着灯，看见远处的训练场上还有士兵在跑步。他看不见他们的脸，但他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那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是那些走投无路的赌徒，是那些被通缉的逃犯。他们来了，留下了，死了。死了就埋在城外的公墓里，一排一排，一列一列，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他不知道那些编号，也不需要知道。他知道他们死了，还会有新的来。人就像水，流走了，还会来。不会干。

他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桌上放着一瓶酒，酒瓶是透明的，里面的液体是暗红色的，很深，很稠，像快要干涸的血。他拿起瓶子，倒了一杯。酒在杯子里转了一圈，停住了。他端起杯，对着灯，光透过酒液，变成暗红色的，落在桌面上，像一摊血。他喝了，没有品，直接咽下去了。苦的，涩的，辣喉咙。他咳了一下，把杯子放下。他看着那瓶酒，看着标签上的名字——赫伯特·冯·克劳泽维茨。这是STA第一个战死的将军，死在暗区边缘的争夺战中，被炮弹炸碎了半边身体，临死前还握着枪，对着敌人方向扣了几下扳机。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但他还在扣。他死了，扣不动了。他把他埋在城外的公墓里，没有墓碑，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但他记住了他的名字，把它刻在酒瓶上，喝下去，咽下去，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死了，他还活着。他活着，他就还在。他不会忘。

门外传来敲门声，三声，不轻不重。他没有抬头。“进来。”

门开了，走进来七个人。七个STA最高决策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穿着黑色的西装，打着黑色的领带，胸口的徽章是银色的——两把交叉的剑，剑尖朝下，剑柄朝上，中间是一颗骷髅头。他们站在桌前，排成一排。最前面那个人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清楚。“引导者，会议准备好了。各位军团长、部长、总指挥都已经到了，等您主持。”苏布雷卢克斯抬起头，看着他们，一张一张脸看过去。有的年轻，有的不年轻。有的头发白了，有的头发秃了。有的一脸杀气，有的一脸平静。但他们的眼睛都一样，亮得像刚洗过的石子。他看了很久，站起来。

“走吧。”

会议室在地下，不是在地下室，是在地下三十米的核心防区里。墙是混凝土浇筑的，厚两米，里面夹着钢板。门是钛合金的，重三吨，防爆，防辐射，防生化。会议室很大，长条桌围成巨大的方形，铺着黑色的绒布。桌上放着话筒、水杯、文件架，每个人面前还有一个烟灰缸。椅子是皮的，很软，坐上去会微微下陷。

苏布雷卢克斯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没有文件，没有水杯，什么都没有。他靠着椅背，十指交叉，放在膝盖上。他看着在座的人，他们也看着他。六十七个人，六个军团长，十一个部长，二十三个总指挥，还有十几个他叫不出名字、但知道他们很重要的人。他们是STA的支柱，也是STA的寄生虫。没有他们，STA撑不起来。有他们，STA也撑不了多久。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势力，自己的部队，自己的地盘，自己的生意。他们听他的，不是因为他比他们强，是因为他比他们老。老了就不想争了，不想争了就不会挡他们的路了。不挡他们的路，他们就不会杀他。他不想死。他还没活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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