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黎乱之祸重演”几字，马知县不由得打了个寒颤，脸色更加难看。黎乱的惨状和事后问责的严厉，他记忆犹新。刘、林二人所言若有不实，固然可恨；但若真有几分是真，对方确系拥有强械、敢杀官差、图谋不轨的悍匪，那性质就截然不同了。放任不管，才是真正的滔天大罪。

他背着手，在压抑的署衙内急促地踱步，内心激烈挣扎。城外百姓的哭喊似乎隐隐传来，更添烦躁。终于，他停下脚步，面向刘德勋，声音干涩而沉重：

“刘千总，事已至此，城门已闭，风声已出，贼名已彰，犹如箭离弓弦，再无回折之理。城内防务、流民安抚、舆情管控，本县自当竭力。然则剿匪平乱，乃武职专责……”他看了一眼脸色阴沉的林振新，“就全赖千总与林把总了。需得速定方略，集结可用之兵，务求迅雷之势，一举荡平，以安陛下赤子之心，靖我临高之地！若有需要县衙协办之处，尽管开口。”

他特意强调了“迅雷之势”和“一举荡平”，既是对军事行动的要求，也隐含了希望尽快了结此事、避免夜长梦多、波及更广的迫切期望。

刘德勋和林振新交换了一个眼神，知道暂时取得了知县的支持，或者说，是绑上了同一条船。但两人心中却没有半分轻松，百仞滩那诡异的静默、那夺命的枪声、那深不可测的实力，如同沉重的巨石压在心头。对方，真的会坐以待毙，等着他们去“一举荡平”吗？

县城内外，夜色渐浓，恐慌在寂静中发酵。而真正的对抗，或许才刚刚开始。

刘德勋见马应龙已被“黎乱重演”的说辞和眼前乱局逼到了墙角，心中稍定，知道火候已到。他不再表现得惊慌失措，反而慢慢捋了捋自己稀疏的胡须，摆出一副忧心忡忡、却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的忠勤模样，缓缓开口，话锋却直指要害：

“马明府深明大义，体恤下情，下官感佩。然则……”他话锋一转，面露难色，“这剿匪守城，非空口白话可成。首当其冲，便是钱粮二字。不瞒明府，营中弟兄们这月的饷银，尚有一半未曾足额发放，人心本就浮动。如今骤逢大敌，要弟兄们卖命守城、乃至出城剿贼，若再无实惠激励，恐……恐士气难以为继啊。依卑职之见，当务之急，需请县衙即刻筹措一笔‘守城赏饷’与‘开拔犒劳’，先行发放，以定军心。此乃御敌之先决，万望明府速速裁定。”

他这是赤裸裸的借机索饷，而且将“军心不稳”的责任隐隐扣在了县衙拖延发饷上，逼马应龙就范。

“其二，”刘德勋不等马应龙消化完第一个要求，继续施压，语气更加“诚恳”，“贼情不明，恐有内应。单靠营兵与衙役，守御偌大城池，捉襟见肘。为保万全，还需请明府以官府名义，紧急征召城内及附廓青壮，编练民勇，协助把守城门、巡查街巷、弹压流民。所需器械，哪怕是竹枪木棍、每日口粮，亦需县衙统筹供给。此事关乎城内安危，亦需即刻办理。”

这不仅是将组织民壮的责任和成本完全推给县衙，更暗示如果城内出事，就是你县衙组织不力的责任。

最后，刘德勋图穷匕见，盯着马应龙的眼睛，压低了声音，却字字清晰：“下官已遣快马，携紧急公文前往琼州府城，禀报总兵大人及府尊此处‘匪患猖獗，杀官据地，形同造反’，请求速发援兵，犁庭扫穴。此事……若能仰仗府镇大军，速速平定，自然上妥天心，下安黎庶。届时论功行赏，还望马明府……能在上官面前，为我等武弁，多多美言，如实陈奏今日之艰险与我等之忠勤。”

这番话软中带硬，暗藏机锋。表面上是请马应龙帮忙说好话，实则是在提醒并隐隐威胁：我已经把事情捅到府里和总兵那里了，定性为“造反”。这事现在闹大了，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若在报告里说你县衙配合不力、钱粮不济，导致剿匪失利或城池有失，你马应龙的官帽和我刘德勋的脑袋，恐怕都保不住。反之，若我们同心协力，“迅速平定”，那么在给上级的报告里，自然是你马知县调度有方、支持得力，我刘千总奋勇作战、指挥若定，大家都有功劳。

马应龙听完，脸色由白转青，由青转红，胸中一股郁气堵得他几乎要拍案而起！他岂能听不出刘德勋话里的挟持与勒索？这分明是趁火打劫，借匪患之名，行敛财推责之实，最后还要逼自己与他共同掩盖可能存在的“激变”责任，共享“平叛”之功！

他真想拂袖而去，或者厉声斥责。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城门已关，风声已放，告急文书已发，全城百姓的眼睛都看着，州府和省府的上官很快就会知晓。事到如今，“百仞滩有悍匪造反” 这件事，无论真相如何，都必须是唯一的、不容置疑的“事实”。任何内部的拆台、拖延或质疑，都可能被对手利用，也可能导致真的城防漏洞，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到那时，丢官都是轻的，项上人头恐怕真的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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