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深圳华侨城还是一片刚完成土地平整的荒地。推土机的辙印在雨后变成泥泞的沟壑，几座临时板房立在中央，门口挂着“华侨城筹建处”的木牌。林美娟站在板房前的空地上，白大褂在潮湿的海风里微微摆动——她已经提前把行李送到了招待所，却舍不得换下这身衣服，仿佛它是某种身份的证明。

肖向东骑自行车赶到时，看见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瘦削的女子站在荒地的中央，身后是忙碌的建筑工地，她却安静得像在实验室观察显微镜下的切片。三年了，从北大荒卫生所那个沉默的卫生员，到此刻站在特区前沿的医学科研人员，时间在她身上沉淀出一种特殊的质感——不是沧桑，而是淬炼。

“美娟。”

她转过身来，没有笑，但眼神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向东。”她伸出手，握手的力度比记忆中更坚定，“你黑了。”

“南方太阳毒。”肖向东看着她，“你的会开完了？”

“开完了，也没开完。”林美娟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个工作证，“会议提前结束，因为‘某些课题需要紧急攻关’。我被临时抽调到广州军区医学研究所的深圳协作点——名义上是协助筹建华侨医院，实际上……”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实际上，我们在做一个保密级项目。”

两人走到板房后面的土坡上，这里视野开阔，能看见整个华侨城工地和更远处的深圳河。林美娟确认周围无人，才继续说：“项目代号‘春蕾’，目标是研制一种特异性免疫调节剂。简单说，就是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制备可以定向增强人体免疫功能的蛋白制剂。”

肖向东心头一震。1979年，生物工程在国际上也是前沿领域，国内竟然已经在尝试了？

“你们……做到哪一步了？”

“细胞培养阶段。”林美娟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照片——不是实拍，而是手绘的示意图：培养瓶、离心机、显微镜，旁边标注着复杂的化学式和培养条件。“但我们卡住了。最关键的超速离心机，整个广东只有两台，一台在中山医学院，已经坏了半年；另一台在广州军区总院，但他们的课题优先级更高，我们排不上。”

“不能从国外进口？”

“需要外汇，需要批文，需要至少六个月。”林美娟看着手中的示意图，“但我们等不了六个月。春蕾项目的临床前数据，必须在今年三季度前完成，否则……”她没说完，但肖向东懂了。科研也有时间窗口，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设备参数要求是多少？”

“离心力至少十万g，温度控制精度±0.5℃，连续运转时间不低于七十二小时。”林美娟报出数据，“我们现有的国产离心机，最高三万g，温度波动±3℃，连续运转八小时就会过热报警。”

差距是数量级的。肖向东想起穿越前在实验室见过的那些精密仪器，它们安静地运转，提供着可靠的数据——而那个可靠性，是由一整个工业体系支撑的。1979年的中国，还没有那个体系。

“所以你来深圳，是想找办法？”

“三个目的。”林美娟竖起手指，“第一，华侨城筹建处答应给协作点划拨一块实验室用地，我需要实地勘察；第二，听说有港资医疗设备公司要来设办事处，看能否通过特殊渠道接触；第三……”她看向肖向东，“想看看你这边，有没有办法。”

最后这句话说得很轻，但肖向东听出了其中的重量。这不是求助，是同盟之间的信息交换。

“我这边有计算机，但暂时帮不上你的离心机。”肖向东如实说，“不过，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如果设备达不到要求，能不能从方法上绕过去？”

“什么意思？”

“我最近在研究系统工程思想。”肖向东蹲下来，用树枝在泥地上画图，“一个复杂任务，如果单一环节的硬件条件不足，可以通过优化流程设计、增加冗余环节、改进监测方法来弥补。比如你的离心分离——如果达不到十万g，能不能通过延长离心时间、调整梯度密度、或者多级分离来达到类似效果？”

林美娟眼睛亮了。她也蹲下来，接过树枝：“你是说……用软件补硬件的不足？”

“对。虽然生物实验我不是很懂，但工程学里的‘系统补偿’思想应该是相通的。”肖向东在图上标注，“你看，这里是输入条件，这里是目标输出，中间是加工环节。如果加工环节的某个设备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在上游增加预处理，在下游增加后处理，形成一个更强的系统来达成目标。”

他们就这样蹲在土坡上，讨论了整整一个小时。林美娟画出了细胞培养的完整流程，肖向东标注出每个环节的“薄弱点”和“可改进空间”。一个医学生和一个工科生的思维碰撞，在1979年深圳的荒地上，产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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