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12日，北京饭店东楼的会议厅里，空气凝重如铅。能容纳两百人的会场坐了八成满，三十所重点高校的学生代表、团中央和教育部领导、还有几位特邀的专家学者，共同构成了这个特殊会场的生态。

肖向东坐在靠后的位置，手心里那张印着“清华大学代表”的白色名牌，边缘已经被汗水浸软。他左侧隔三个座位就是郑卫国——后者今天特意穿着崭新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会议的主题是“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引导工作探讨”，但每个人都清楚，真正的议题是：如何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既保持思想活力，又不越政治红线。

团中央书记处一位年轻的副书记主持会议开场：“同学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是因为我们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一代大学生，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面貌，迎接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发言从北京大学代表开始。那是个戴眼镜的男生，语气谨慎地讲了“继承革命传统”和“学习现代科学知识”的结合。接着是复旦、南开、武大……每个人的发言都像用尺子量过，既不出错，也不出彩。

轮到郑卫国时，会场气氛第一次出现波动。

“各位领导，各位同学，”他站起身，声音洪亮，“我认为，当前高校思想工作的核心问题，不是‘放开多少’，而是‘守住什么’。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国门打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校园。”

他从笔记本里抽出几张剪报：“这是近期一些学生刊物上的文章，鼓吹‘全盘西化’、‘技术至上’、甚至‘淡化政治’。更严重的是——”他故意停顿，目光扫过肖向东的方向，“某些学生团体，借学术研究之名，行传播错误思潮之实，甚至参与商业活动，模糊了社会主义大学生的身份定位。”

虽然没有点名，但所有知情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肖向东。

肖向东低头翻看自己的发言稿。稿子是昨晚重新修改的第四版，把原本尖锐的观点都裹上了“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外衣。但此刻，他觉得这样的防守还不够。

郑卫国继续发言，列举了三个“危险倾向”：一是用生产力标准取代政治标准；二是盲目推崇西方技术忽视自主创新；三是学生过早参与经济活动影响学业。每一条都像一记重拳，虽然没有直接打在肖向东身上，但拳风已经扫到。

“因此我建议，”郑卫国提高声调，“第一，加强对学生社团的审查管理，特别是那些涉足技术、经济、管理等敏感领域的；第二，建立学生思想动态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偏差；第三，明确禁止在校学生参与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

会场响起零星的掌声，主要来自几个传统理工科院校的代表。肖向东注意到，坐在前排的几位领导表情微妙——有的点头，有的皱眉，有的面无表情。

轮到肖向东发言时，已经是上午最后一个。他站起身，能感觉到全场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聚焦过来。

“各位领导，各位同学。”他开口，声音比预想的平稳，“刚才郑卫国同学的发言，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在开放环境下保持正确方向。我想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出发，谈一点不成熟的思考。”

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

“去年十月，清华大学计算中心接到一项紧急任务：对两台进口微型计算机进行汉化改造，用于教学和科研。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机器是全英文的，资料是全英文的，国内没有先例可循。”

他讲述了一个简化版的故事：一群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如何查阅资料、设计方案、克服困难，最终完成任务。重点突出了“组织指导”“集体攻关”“解决国家急需”。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最大的体会是：真正危险的不是接触新知识，而是没有能力消化新知识；真正可怕的不是开放，而是在开放中迷失自我。”肖向东翻开准备好的图表，“我们小组后来做了个统计：参与这个项目的七名同学，这学期的专业课平均成绩提高了8%，因为他们在实践中深刻理解了课堂知识的价值；他们撰写的技术报告，有两篇被专业刊物采用；更重要的是，他们形成了‘以国家需要为导向’的研究意识。”

他把图表举起来——那是方文敏连夜赶制的，数据真实，但呈现方式极具说服力。

“所以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是‘管住’，而是‘引导’。不是建更高的围墙，而是培养更强的免疫力。”肖向东终于亮出核心观点，“就像免疫系统，它不是通过隔绝所有细菌来保持健康，而是通过接触、识别、记忆、反击来建立防御能力。学生的思想建设，同样如此。”

会场一片寂静。这个比喻太大胆了。

“具体到操作层面，我建议建立三个机制。”肖向东快速进入方案部分，避免给对手打断的机会，“第一，知识筛选机制——不是禁止接触，而是组织专家对前沿知识进行解读和辨析，提供‘导航地图’；第二，实践转化机制——让学生在有指导的环境中，将所学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实战中培养辨别力；第三，风险评估机制——对可能的思想风险提前预警，但预警的目的是为了‘接种疫苗’，而不是‘放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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