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5月的一个深夜，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外的一间简子楼里，陈思北在书桌前拧亮台灯。桌上摊开的不是学生作业，而是一份辞职报告——他决定离开工作了五年的上海船舶研究所，正式下海创业。

钢笔悬在签名处，窗外的汽笛声将他拉回九年前。1978年，他和肖向东、李卫国一同考上大学，他进了上海交大船舶工程系。四年苦读，1982年毕业分到研究所，参与了好几艘出口船舶的设计。在体制内，他已是受人尊敬的工程师，按部就班走下去，评高工、分房子、安稳退休——这是多少人羡慕的路。

但他总觉得少了什么。

桌角放着肖向东刚寄来的信，附着一张《深圳特区报》的剪报：“国产汉卡打破国外垄断”。边缘批注：“思北，这是我们的第一步。下一步在哪里？”

下一步。陈思北放下笔，从抽屉深处取出一个笔记本。翻开，里面不是船舶图纸，而是密密麻麻的通信原理图、电路设计、算法推演——这是过去三年他所有的业余时间成果。从1984年第一次接触日本传真机，到1985年拆解香港传呼机，到1986年开始研究数字程控交换技术，他在这条“不务正业”的路上越走越远。

他走到窗前。五月的上海潮湿闷热，而他心里有一团更热的火：中国通信的落后刺痛了他。所里与国外船厂联系，发个传真要经香港转，等半天；打国际长途要去邮电局排队，一分钟几十块钱。而在资料里，美国已经普及程控电话，日本在研发移动通信。

差距太大了。而最让他焦虑的是，国家正准备花巨资从日本引进程控交换机——又是“市场换技术”的老路。但船舶行业的经验告诉他：只引进不消化，永远受制于人。

凌晨一点，他拿起电话。

“喂？”肖向东的声音带着睡意。

“向东，我要辞职。”

长久的沉默后：“想好了？”

“想好了。”陈思北的声音很稳，“我在研究所五年，参与了四条船的设计，每条船的核心设备都是进口——德国主机、日本导航、美国通讯。我们只做船壳。现在通信行业又要走这条路，我不甘心。”

“你想做什么？”

“数字程控交换机。”陈思北说出这个在脑海里盘桓了两年的词，“这是通信网的心脏。日本NEC、美国AT&T的机器卖给我们是天价，而且核心软件不开放，出了问题要等外国工程师。”

“所里能同意你走吗？”

“正在办停薪留职。”陈思北说，“所长是我导师，他理解我。但只给我一年时间——成了，我正式辞职；不成，回来继续画船图。”

肖东路在电话那头点了支烟：“资金呢？”

“汉卡成功了，北斗科技账上有钱。”陈思北算过账，“先期投入五十万，我出二十万积蓄，北斗出三十万。场地用李卫国工厂的闲置仓库，人员我有人选——”

他报出三个名字：第一个是他在交大读书时的师兄，现在邮电部设计院，对七号信令有研究；第二个是上海无线电研究所的工程师，懂硬件设计；第三个是深圳大学的年轻讲师，擅长软件编程。

“都是体制内的人，敢出来吗？”肖向东问。

“敢。”陈思北很肯定，“我联系过了，都憋着一股劲。现在政策允许停薪留职，特区对科技企业有扶持，这是最好的时机。”

电话里传来肖向东踱步的声音。陈思北知道他在权衡——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肖向东现在每句话都可能影响政策走向。支持陈思北创业，意味着要在体制内为这种“叛逆”争取空间。

“技术路线呢？”肖向东终于问。

“从用户交换机做起。”陈思北早有规划，“先做200门的小容量机器，瞄准企业、宾馆、机关单位。这类市场日本机器太贵，国产纵横制太落后，我们有空间。技术上采用模块化设计，硬件用Z80处理器加定制芯片，软件自己写。”

“有把握吗？”

“七成。”陈思北很务实，“硬件设计我有基础，汉卡研发积累了经验；软件是最大挑战，但志远可以帮忙；系统集成需要时间调试。关键是一年时间，五十万资金，一个顶得住压力的团队。”

肖向东沉默了很久。陈思北能想象他在北京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中思考着各种可能：政策风险、资金风险、技术风险，还有郑卫国那些人会如何借题发挥。

“思北，”肖向东的声音突然很轻，“你还记得1979年春天，我们在北大荒地窖刻名字吗？”

“记得。你刻了‘知识改变命运’。”

“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肖向东说，“现在你想改变的，是一个产业的命运。这条路，比我们想象得都难。”

“我知道。”

“可能会输得很惨。”

“但我更怕不去试。”陈思北说，“向东，我今年三十一岁了。在研究所再干十年，可能当上室主任，分套大点的房子，孩子上好学校。但我会一直想着：如果当年我去做了程控交换机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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