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香港铜锣湾一栋老旧唐楼的三层，悄然挂上了“深港科技交流中心”的牌子。没有开业仪式，没有媒体报道，只有每周四晚亮起的灯光，和陆续出现的、带着各地口音的技术人。

这里是李明翰的建议。四月那次会面后，他回到台湾，用了三周时间说服两位搭档——一位是他在台积电时的同事，专攻蚀刻工艺；另一位是留学美国的材料学博士，父亲是台南的小学教师。三人以“私人旅游”名义再次抵港，带来了第一批“礼物”：三箱技术资料。

“都是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会议记录，”李明翰指着箱子，“但经过筛选，重点是工艺细节和失败案例——这些是课堂上学不到的。”

陈思北带着上海团队的两个年轻工程师，连夜研读。资料是繁体字和英文混杂，有些页边还有手写笔记，字迹娟秀：“此参数在Fab 2验证失败，疑为温度梯度导致”“尝试添加0.1%氩气，良率提升3%”。

“这是真正的经验。”年轻工程师小陆眼睛发亮，“我们试错了三个月没解决的问题，这里一句话就点破了。”

周四晚的沙龙，来了十二个人。除了李明翰团队和陈思北团队，还有四位香港本地工程师——两位来自港大微电子实验室，一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模拟电路设计师，一位是退休的电子厂技术主管，潮州人，讲粤语要配翻译。

开场有些拘谨。香港工程师对“九七”后的技术合作既期待又疑虑；台湾团队刻意避开政治词汇，只谈“制程”“良率”“热预算”；大陆团队则努力消化那些陌生的术语和思路。

转折点出现在一次技术争论上。

讨论到光刻胶显影环节的缺陷控制时，李明翰的搭档——那位蚀刻专家——提出一个观点：“缺陷主要来自环境微粒，建议洁净室标准提升到Class 10。”

“但我们实测发现，Class 100和Class 10的缺陷率差异只有0.3%。”陈思北团队的工艺工程师反驳，“成本却差五倍。更关键的是，我们的问题是显影液配方不均匀，和环境关系不大。”

双方拿出数据。台湾方面是台积电Fab 3的产线统计，大陆方面是上海实验室三个月的手工记录。数据对撞，争论升级。

“你们的采样频率不够。”台湾专家指着图表，“每小时取一次样，根本抓不到瞬态波动。”

“但我们用五点采样法，结合SPC控制图……”大陆工程师不服。

“停。”李明翰突然举手。他走到白板前，画了一个简单的流程图：“我们都别争对错。我问个问题：你们显影槽的搅拌器，是顶置式还是侧置式？”

“顶置。”

“转速？”

“每分钟三百转。”

李明翰笑了，转头问台湾搭档：“你记不记得，1991年我们在Fab 2遇到的那个鬼影缺陷？”

搭档一愣，随即恍然：“你是说……涡流效应？”

“对。”李明翰在大陆的数据图上圈了几个点，“你看这些周期性出现的缺陷，间隔正好是搅拌器转一圈的时间。不是配方问题，是流体力学问题。”

会议室安静了。大陆工程师重新计算，脸色从不服变成钦佩。

“所以解决方案是？”陈思北问。

“加装导流板，或者改用磁力搅拌。”李明翰写下几个参数，“成本……大概增加两万人民币。”

一场可能引发冲突的争论，被一个简单的物理原理化解。气氛瞬间缓和。

沙龙结束已是深夜。陈思北送李明翰一行人下楼时，李明翰突然说：“陈总，你知道我最感慨的是什么吗？”

“什么？”

“你们的人，缺经验，但不缺钻研精神。”李明翰看着铜锣湾的霓虹，“在台湾，年轻人更愿意去设计公司，不愿意进fab（晶圆厂），嫌脏嫌累。但你们这些工程师，手上都有化学试剂的灼痕，一看就是泡在产线里的。”

陈思北想起上海车间里那些年轻面孔，很多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手上结着茧，眼睛却亮着光。

“因为没得选。”他说，“我们落后，只能拼命。”

“不。”李明翰摇头，“是因为你们相信能做出来。相信，比经验更珍贵。”

出租车来了。李明翰上车前，递给陈思北一个牛皮纸袋。

“这是什么？”

“我祖父留在泉州的那箱书，我托亲戚找到了。”李明翰微笑，“大部分是民国时期的工程手册，过时了。但里面有本笔记，是他1946年在上海雷士德工学院教书时写的，关于真空管制造工艺。我想……你们修复老设备，也许用得上。”

陈思北接过，纸袋很轻，又很重。

出租车驶入夜色。陈思北站在街头，忽然觉得，技术传承这件事，有时候像一条暗河，在地下流淌几十年，突然在某处冒出泉眼。

同一时间，北京协和医院ICU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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