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深夜十一点四十七分，北京。

肖向东刚结束与香港分公司的越洋电话会议，办公室的红色保密电话突然响起——这部电话平时极少响，铃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接起，电话那头是李卫国，声音嘶哑得厉害：“肖总……刚接到通知，邓主席……逝世了。”

窗外长安街的灯光依旧流淌，车声隐约，世界似乎没有任何改变。但肖向东握着话筒的手，指节瞬间发白。时间仿佛凝固了几秒，他才听见自己问：“什么时候？”

“晚上九点零八分。”李卫国深吸一口气，“新闻……明早七点发。”

挂断电话后，肖向东在黑暗中坐了很长时间。桌上摊开着芯片工艺改进方案，墙角堆着刚送来的泰国经济监测简报，窗外的北京正迎来改革开放的第十九个春天。但那个在南海边画下圈、说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老人，走了。

他拉开抽屉最深处，取出一台老式索尼录音机——银色外壳已有些磨损。里面有一盘磁带，标签上写着：“1992.1.20 深圳”。这是他当年在深圳街头用随身听录的，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现场录音，背景里还能听见人群的喧嚣和海风。

按下播放键。

沙沙的电流声后，那个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声音传来：

“……要抓住机遇，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

“……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担心的是经济滑坡……”

声音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回荡，与窗外的现实形成某种奇异的重叠。1992年的那个春天，肖向东挤在人群中，听着这些话，热血沸腾。五年过去了，芯片做出来了，疫苗上市了，研究院挂牌了，香港就要回归了。

但老人走了。

改革呢？

2月20日，清晨六点半。

向东集团北京总部早餐会议室里，二十几位高管沉默地坐着。电视开着，央视正在播放哀乐和讣告。没有人动面前的豆浆油条。

林美娟眼眶通红——她是四川人，邓小平的同乡。1984年国庆阅兵，大学生方阵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时，她正在北大读书，在电视机前哭得稀里哗啦。此刻她低头看着手里的疫苗检验报告，纸张边缘被捏得发皱。

七点整，新闻正式发布。播音员沉痛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荡。

肖向东站起身，走到电视前，但没有关掉声音。他转过身，面对着所有人：“今天所有会议取消，工作照常。下午三点，集团组织集体收看追悼会实况。”

他停顿，目光扫过每一张脸：“但有一件事，现在就要明确——我们的所有计划、所有项目，按原定时间表推进，一天不能耽搁。”

财务总监迟疑：“可是……市场可能会有波动，香港那边……”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稳住。”肖向东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晰，“今天收盘前，我要看到所有子公司的经营简报。特别是香港——联系汇率制不能乱，我们的资金不能撤。”

李卫国点头：“我已经和外汇局的朋友通过气，他们正在加强监测。”

“芯片那边呢？”肖向东看向北京研发中心的负责人——陈思北还在上海，这边是副手在。

“0.6微米工艺攻关，昨天夜里第三次流片，正在测试。”

“好。”肖向东看向林美娟，“疫苗二期扩产验收，按原计划明天进行。卫生部那边如果有变，及时沟通。”

安排完这些，会议室里凝重的气氛松动了一些。当你知道该做什么时，恐惧就会退让。

电视里开始播放邓小平生前的影像资料：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84年国庆阅兵、1992年南方视察……画面里的中国，从灰蓝制服到彩色衣衫，从自行车海到高楼林立。

肖向东看着这些画面，忽然想起1976年。也是春天，也是伟人逝世，也是举国哀痛。那时他在北大荒，和六个同伴在地窖里偷偷收听广播，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后来，恢复高考了，改革开放了，他们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

历史似乎在循环，但又不是简单的重复。

追悼会实况播完后，已是黄昏。肖向东没有回家，而是把李卫国和陈思北——后者下午刚从上海飞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没有开大灯，只有台灯的光晕圈出三个人的轮廓。窗外的北京城，万家灯火次第亮起，这个国家在悲痛中继续运转。

“叫你们来，就问一个问题。”肖向东给两人倒茶，普洱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改革，会不会停顿？”

问题很直接，也很危险。但此刻在场的三个人，是绑在一条船上的兄弟，有些话只能在这里说。

李卫国先开口，声音很轻：“我在部委的朋友说，高层已经明确表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但具体到执行层面……可能会有一个观望期。”

“观望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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